遵照毛主席之命攻打运城的陈赓，却在部队准备要发起进攻时，下令撤军。 1947年5月初的晋南战场气氛骤然紧张，陈赓大将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已将山西运城团团围住，攻城之战仿佛一触即发。 然而就在将士们摩拳擦掌准备登城的最后关头，一道出人意料的命令从指挥部传出，停止进攻，撤兵！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整个行动源于此前中央军委与毛主席的明确指令，1947年4月26日，鉴于国民党军发动内战的攻势态势，中央要求陈赓所部“相机攻占”晋南要地运城。 这座城是国民党在山西的重要堡垒，城防坚固，守敌包括整编第十师主力及地方保安部队，总兵力约两万余人。 陈赓司令员闻令即动，立刻展开部署，四纵麾下四个旅，十旅、十一旅、十二旅、十三旅，分别指向运城的北关、西关、南关和东关，意图扫清外围，为总攻创造条件。 他同时派遣参谋人员深入周边，细致探查地形敌情。 现实摆在眼前，运城绝非易啃之骨，城高墙厚，工事密集，四周地形开阔，极不利于进攻。 晋南解放区军民热切期盼拿下运城，不仅为了拔除这枚钉子，更渴望解放其附近关乎民生的大盐池。来自上层的期望与民间的热望，都催促着四纵尽快动作。 5月3日，四纵十旅率先拿下了北关外围的羊驮寺飞机场，这一胜利大大提振了部队和后方群众的信心，有些地方甚至开始准备庆祝。 但身处前线的司令员陈赓，此刻却异常冷静。 真正的攻坚在5月7日拉开序幕，十一旅迅速攻占了西关，十旅控制了北关大部，十三旅夺取东关附近天仙庙，十二旅则占据了南关的马家窑据点。 至此，运城外围要点基本落入四纵手中，各旅部队随即转入了紧张的登城准备阶段。 就在全军厉兵秣马、即将发起总攻的关键时刻，陈赓做出了一个关键决定。 他派出自己信赖的通讯科长戴其萼，紧急赶赴西、南、北三关的前沿阵地。 行前，陈赓对戴其萼有明确而严格的指示，此行只带眼睛和耳朵，专注观察各旅的具体战备情况、工事构筑、敌人防御配置和地形实际障碍，不参与讨论计划，也不发表任何判断性意见。 南关的地形是一片无遮无拦的开阔地，对进攻方极其不利。 身处此地的十二旅，在如何挖掘保护性交通壕、巩固前沿阵地以及建立有效火力点等关键环节，尚缺乏周全且确定的实施方案。 西关的景况截然不同，这里房屋错落，地形较为复杂，便于部队隐蔽行动。 驻扎在此的十一旅士气高涨，各项攻城准备工作已相当完备，官兵们严阵以待，只等总攻信号发出。 问题最棘手的当属北关方向，那里的开阔程度甚于南关，毫无自然掩体可用。 戴其萼注意到，靠近城池的几处零星房舍，十旅即使占领了也根本守不住，十旅在距离城墙约200米处布置了一个加强连依托几间房屋据守，后方设立了数个火力点支援。 但最大的威胁来自城内，一座紧邻北关的高大水塔。 这座塔被守军改造成了坚固的观察与火力支撑点，塔身上密布射孔，居高临下，俯瞰控制着北关前的整片开阔地，对任何试图从此方向进攻的部队都是致命的阻碍。 戴其萼带着这份沉甸甸的第一手战场实况报告返回纵队司令部。 当这些具体的、严峻的困难，特别是南关无法展开、北关地形暴露并受制于水塔火力点，被清晰地摆在陈赓面前时，战场决策的天平瞬间倾斜了。 根据前线所反映的、不容乐观的实际地形条件和敌坚固设防状况，陈赓大将经过审慎衡量，最终下达了令人意外却无比坚决的命令。 停止攻击准备，部队撤离接触，放弃立即攻打运城的计划。 这个决定在当时无疑会引起不解甚至议论，“临阵撤兵”挑战着常规思维。 陈赓这次基于战场实情的冷静判断和果断收手，是极高军事智慧的体现。 如果当时不顾地形限制和敌军火力配置的明显优势，在准备尚不充分，且关键方向存在无法克服障碍的情况下，强行攻坚，部队必将承受难以承受的重大伤亡，且胜负难料。 正是这次看似停顿的“退”，为后来更周密部署解放运城的行动保留了关键的有生力量。 陈赓没有执着于一时的攻城冲动，而是将“相机攻占”的命令精神与瞬息万变的战场实况紧密结合。 展现了一名杰出军事指挥员敢于依据现实临机决断的非凡勇气和责任担当，深刻契合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中“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基本原则。 信源：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 中国军网《运城攻坚战中解放军力克现代化永久性坚固”堡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