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收到一封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耿飚的来信。耿彪在信中汇报说，中国援助巴尔巴尼亚的大量物资正被严重浪费。 阿尔巴尼亚乡间的田野上，崭新的中国化肥被随意丢弃在路边，任由风吹日晒结成了硬块，一群鸡在坚固的水泥地堡里悠闲踱步。 这些景象，是1969年中国驻阿大使耿飚看到的一幕幕。 这些本应用于发展建设的宝贵援助物资，在这里似乎被视作了天上掉下的馅饼。 当时的世界格局复杂，中国正承受着外部孤立与压力。六十年代初期，当多数国家疏远中国之际，阿尔巴尼亚站在了中国一方。 这份在艰难时刻的“同路人”姿态，让中国决定以重礼相报。 尽管自家经济发展脚步沉重，中国仍向阿尔巴尼亚伸出了援手，投入巨额资金，十年间援助总值远超十亿元人民币，并派出了经验丰富的外交官耿飚前去掌管使馆事务。 耿飚并非普通的外交官。他从硝烟弥漫的长征路上走来，经历了人民军队从红军到八路军再到解放军的漫长征程，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过汗马功劳。 建国后，这位战将脱下军装，以新中国首任驻西方国家大使的身份亮相国际舞台，足迹遍布瑞典、芬兰、巴基斯坦。他以耿直敢言、做事扎实著称。 正因看重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中国将如此重要的他派往了地拉那。 行前，中央给予他明确任务：务必深化与阿尔巴尼亚的团结友好合作。 1969年5月16日，耿飚踏上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的土地。 他很快开始深入了解中国援建项目的真实状况。 摆在眼前的事实让人难以平静。 中国勒紧裤腰带提供的巨资援助，似乎并未在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复苏中看见明显成效。 相反，对方的政府并未深究自身症结，习惯性地向中国伸出手。 耿飚所见触目惊心。靠着中国援建的数个化肥厂，阿方每年可生产二十万吨化肥。 在合作社里，每公顷土地能分到四百公斤，这个数量远超同时期中国农民的想象。 然而阿方仍嫌不足，开口还要再建新厂。 当年11月8日，耿飚深入农业社参与劳动，终于发现了问题的根子所在。 价值不菲的优质化肥本该深埋入土发挥效力，却被如同废物般丢弃在裸露的地面，任凭风吹雨打白白浪费掉。 宝贵的工业原材料同样遭遇着惊人的挥霍。中国自己都稀缺的优质钢管，在阿尔巴尼亚被当成了修马路电线杆、建纪念碑的普通建材。坚固的水泥地堡，因为战争威胁远去，直接被当地农民改成了实用的鸡舍。 更令人无奈的是，有些官员将珍贵的无缝钢管搬回家做成了养花架。 耿飚在海港甚至看到工人从海里打捞上来损坏的中国援建机器零件。 面对他严厉的询问，工人竟理所当然地回应：“你们国家不是多得是吗？你们有的，我们也不能落下啊。” 耿飚内心如遭重击，此刻，中国的普通百姓还在凭票证定量购买生活必需品，一分一厘来之不易。 这些现实已让人如鲠在喉，然而更让耿飚忧心的是当地的不切实际愿景。 阿尔巴尼亚自身经济基础薄弱，却试图一步登天追赶欧洲富国生活水平。 他们向中国提出援助建设电视台系统，目标是要为每个农业合作社都配备上电视机。 这无异于痴人说梦。要知道，六十年代末的中国，仅有北京、上海等特大都市的极少数人才见过黑白电视机的模样。 目睹这一切，耿飚将自己在办公室里关了一天一夜，用连续的奋笔疾书，写就了一封十九页的详实信件。 信中直白描述了他在阿尔巴尼亚亲眼目睹的援助物资滥用、浪费乱象，明确指出无原则满足对方要求只会助长其依赖和贪欲，非但无益其发展，反而会让中国承受不可承受的经济重担。 这封信件随即被呈送至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的案头。 耿飚深知，在国内的特定氛围下，对外交政策提出如此尖锐的质疑存在风险。但他将国家利益与肩上职责置于首位，选择了直言不讳。 这封凝聚着责任与勇气的信件，最终撬动了政策的改变。 中国开始调整近乎不计成本的援助策略。这段往事印证了一个朴素的道理：升米恩，斗米仇。缺乏真正感恩之心的关系，即使倾尽所有，最终也可能扭曲变质。帮助人，眼睛要亮。 多年后，耿飚将军的女儿耿莹在一篇公开访谈中提及父亲的过往。 她形容父亲是一位“从不背弃自己信念的人”，无论是在烽火战场上，还是在外交风云中，那份对国家深沉的忠诚和对真实的不懈追求从未改变。 《耿飚回忆录》中也再现了他当年面对援助浪费困境时的抉择——“讲真话可能有压力，但为了国家长远，不能沉默。” 信息来源： 耿莹讲述父亲往事（《中国新闻周刊》专访） 耿飚著《耿飚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外交部档案资料选编（1960-1969年对外援助卷） 冷战国际史研究项目（CWIHP）相关解密档案评论 当代中国研究所文献《中国与阿尔巴尼亚关系演变（1949-19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