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铁匠朱其升看到家家户户都挂上了毛主席头像，他越看这个人越眼熟，于是偷偷将妻子拉到一旁对她说：“其实毛主席是我结拜兄弟。”妻子大惊：“你怕不是穷疯了吧！” 粉丝宝宝们在阅读时，可以点一下“关注”，并留下大家的看法！ 湖北大冶1950年代时，这里有一家手工油布伞厂，名叫“和平”，伞厂不大，坐落在一片瓦房与田地之间，却因为一个铁匠的坚守和一个伟人的回信，在民间流传下了一段朴素却动人的往事。 朱其升这位出身贫寒的铁匠，并不是历史书上的大人物，他没有留下惊天动地的事迹，也没挂过军功勋章，可他一生中的某些片段却温暖了那个战乱与重建交织的年代。 一切要从1911年说起，辛亥革命的烈火从南方向北蔓延，彼时年仅十七八岁的朱其升正因生活所迫，四处游走谋生，辗转来到了长沙。 那个时候的长沙街头，并没有革命胜地的肃穆，更多是集市的喧哗和兵荒马乱的夹杂，市井中的青年往往一边打着零工，一边盼着找个出路。 在长沙的街头，他遇见了一个同样踌躇满志却举目无亲的青年，这人言语不多，神色却执着，说他叫毛润之，是湖南乡下人，想投身新军却苦无引荐。 朱其升当时根本没有想到，他眼前这人日后会成为亿万人民口中的“毛主席”，他们的结识并不传奇，只是一次朴素的相帮。 朱其升心生义气，便主动出面替毛润之担保，两人一起进入湖南新军，在同一个班里训练、生活，新军的日子艰苦，却在不经意中编织出一种兄弟情谊。 朱其升是个爽快人，虽不识多少字，但为人厚道，常将自己省下的饭食和用品分给毛润之与另一个战友彭友胜，三人情同手足，在那个动荡的时代里，共同摸索着属于青年人的未来。 可这段相识也并非命运的长久安排，一年后，毛润之退伍回乡，转而投身求学与革命道路，朱其升则回到湖北老家，继承父亲的铁铺，用打铁维生，过上了脚踏实地的乡野生活。 两人再无音讯，仿佛各自消失在了时代的潮水里，时间跳跃到了1950年，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朱其升已年过半百，他依旧在老镇上打铁为生，生活简朴，却也安分。 可某天他走在街头，看见家家户户门上贴着毛主席的画像时，那张熟悉的脸让他心头一震，岁月虽改变了青年时的稚气，却未能掩盖那眼神的神韵。 他愣愣地站了许久，终于回忆起那段遥远的兵营岁月，这个国家的领袖正是当年与他同吃同睡、并肩训练的毛润之。 但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在一成不变的生活里寻找旧日的影子，朱其升踟蹰良久，最终决定冒昧写封信，哪怕只是聊以慰旧，也想试试看那段旧情是否真的被时间掩埋。 他找来镇上的私塾先生，口述自己的回忆，请人代笔成文，信里没有浮夸辞藻，只有朴实的问候与对往昔的简单叙述。 他没指望能得到回应，毕竟，那位“润之兄”如今已是万人瞩目的领袖，而他只是一个不识字的老铁匠，然而几个月后，邮差奇迹般地送来了一封来自北京中南海的回信。 信中毛主席称他“其升兄”，回忆起新军时期的点滴，感谢他当年的仗义之举，并附上一笔小额款项，鼓励他在新社会中继续发挥余热，为建设国家尽一份力。 朱其升手抖着展开信纸，一遍又一遍地读着，他读不懂那些字，只能请人念给他听，听完后他的眼角湿润了：不是为了那笔钱，而是那封信中流露的温度让他相信，旧情并未被岁月遗忘。 钱不多却足够启动一个小小的梦想，在物资匮乏、百业待兴的年代，朱其升没有选择铺张享受，而是决定做点实事。 他用这笔钱，在镇上办起了一家油布伞厂，理由很简单——油布伞在南方乡村常用，便宜、实用，谁家出门都得带一把。 “和平油布伞厂”由几间平房改造而成，朱其升亲自打样、烧水、撑骨架，毫无怨言，他用铁匠的手艺撑起了这片新天地，也把一封信的回响化作一把把伞，送到老百姓的手中。 伞厂慢慢有了起色，从周边乡镇，到市集再到更远的县里，和平牌油布伞渐渐打出了口碑，镇上的人开始敬他，不再只称他为“老朱铁匠”，而是“朱老板”。 但朱其升始终低调，从不在人前夸耀与毛主席的交情，信件和回信被他用红布包起，锁在柜子最深的抽屉，只在夜晚烤火时独自拿出来翻看。 1952年，朱其升受邀前往北京参加轻工业工作会议，对他来说这是一生中最大的荣光，中南海的会客厅里，他再次见到了毛主席。 没有官场的客套，也没有虚伪的寒暄，两人寒暄几句，毛主席仍称他“其升兄”，并鼓励他继续实业报国。 这次北京之行，他带回的不只是新的鼓励，还有第二笔支持资金，他回乡后继续扩大厂子，购入新设备，改善员工伙食，还招了几位年轻徒弟。 1956年，朱其升因病去世，他的葬礼不隆重，却有不少乡亲自发前来送别，伞厂交给了儿子朱青继续经营，虽无父辈之毅力，却也未使其败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