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上海的梅雨季，市方志办的王佩民在档案馆里意外发现了一摞信件。这些信件不仅改变了她的一天，更让她与父亲跨越了63年的时空，重新相遇。
王佩民在档案馆的深褐色档案架间，指尖划过一排排牛皮纸档案袋。当她打开编号为“1948-工运-073”的档案袋时，40多封信笺如枯叶般簌簌坠落。信笺上烫金的“上海电力公司”抬头在灯光下泛黄，却仍留着钢笔字深深的凹痕。王佩民突然蹲下，嚎啕大哭：“这是我爸爸写的，我要带走！”
这些信件是她父亲王孝和在1948年写给母亲忻玉英的。当时，王孝和因参与工人运动被捕，最终牺牲。信中，他回忆起与妻子的点点滴滴，从食堂的青菜到妻子炒的油麦菜，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深情。信纸上的字迹，仿佛让王佩民看到了父亲当年的模样。
1948年，上海的秋天格外炎热。忻玉英怀有身孕，却仍紧紧攥住王孝和的衣袖，不愿让他离开。王孝和是杨树浦电厂的工人，他知道自己此行凶多吉少，但为了工人的权益，他必须去送那份罢工名单。就在他被捕的凌晨，小雨淅沥，忻玉英光着脚追着囚车跑了三条街，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丈夫被带走。
在法庭上，忻玉英挺着八个月的身孕，冲破法警的阻拦，只为见丈夫一面。王孝和被折磨得遍体鳞伤，但他依然坚强地挺着。忻玉英大声呼喊：“他给工人争米贴！他没罪！”她的哭声和工人们的怒吼，让整个法庭都为之震动。
回到牢房的王孝和，用仅剩的力气写下了最后一封信。他用烟盒和钢笔，写下了对妻子的感激和对女儿的期望。信中，他甚至提到，如果忻玉英能遇到好人，他绝不怪她。这封信，成了他留给家人的最后遗言。
1994年清明，王佩民在龙华烈士陵园见到了父亲的遗骨。她把脸贴在冰凉的头骨上，轻声说：“爸爸，我是佩民。”她发现父亲头骨上的一个小凹陷，那是他12岁时为救小伙伴被砖头砸的。王佩民笑了，她知道，父亲从未离开过她。
如今，王佩民常坐在龙华烈士纪念馆的玻璃展柜前，凝视着那40封信。信中的字迹，仿佛让父亲的音容笑貌重新浮现。她知道，这些信不仅是父亲留给她的，更是留给后人的珍贵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