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出身的白英，为何能获得明清两朝皇帝嘉奖，难道他真是治水奇才吗？ 在中国发展史中，京杭大运河历来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它是连接南北的水运干线。 唐宋以来每年有数百万石粮食南粮北运，这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明朝洪武年间，由于黄河在原武（今河南省原阳县地）决口，汹涌的黄河水漫过曹州流入梁山一带，淤积400余里，切断了明朝南北水路大动脉，严重影响京杭大运河正常通航。 明成祖朱棣通过“靖难之役”登上皇位，欲将京师从金陵迁往北京。 永乐九年（1411年），济宁州分管水利的同知潘叔正发现，济宁以北的会通河段，因水源严重不足，再加上黄河频繁决口，洪水泛滥，造成会通河道泥沙不断淤积，约100多公里左右河道不能正常通航，“常患浅涩”，南北漕运几乎瘫痪。 于是，潘叔正便上书朝廷，请求开通会通河道。 山东会通河是大运河南来北往漕船的必经之道，当时这段河道有三分之一淤塞，影响了朝廷的运输，成为迁都北京的羁绊，使朝廷百官、平民百姓，无不为之忧虑。 为了确保北京的物资供给，使京师顺利北迁，朝廷决定解决漕运问题。 然而，京杭大运河在山东境内的临清到济宁的会通河道，由于地处丘陵地带，海拔高，水源不足，导致多数河段比较狭窄，而且水位较浅，影响载重船只通行。 加之受黄河决口的影响，河道经常淤塞，更使运河航运雪上加霜。 工部尚书宋礼受命主持重开会通河道，他同督都周长、刑部侍郎金纯等，带领济南、兖州、青州、东昌等4个府15万民工及登州、莱州的1.5万民工，共16.5万民工及兵士1.5万人，对会通河水系进行大规模治理。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会通河道终于疏通，但由于水源严重不足，无法确保漕运正常运行，没有根本解决漕运问题。 永乐十年（1412年），宋礼在治理会通河受挫后，便布衣微服寻访民间治水能人，虚心求教，寻求治水良策。 他来到汶上城北，适遇“博学有守、不求闻达”的白英。 白英对运河的治理，早已思考了十年之久，并对运河周边的汶上、东平、宁阳、兖州、泰安等20多个州县的地形水势进行过勘察，“漕路三千里，南旺居其高”，掌握了运河漕运受阻的主要原因。 当时大运河淤塞后，每逢汛期，运河两岸一片汪洋，洪水退后，断壁残墙，田野荒芜，秋风凄凉，哀鸿遍野，民众苦不堪言。 白英每念及此，常嗟叹不已，立志要为解决水患而贡献力量。 宋礼私访时，白英感于其一袭布衣，虔诚有加，且“礼贤下士，治河心切”，便将十年治水思考倾囊相授：南旺是运河的“水脊”，应在大汶河戴村修坝，引汶河水至南旺再分水南北。 《明史·宋礼传》载：“宋礼乃用汶上老人白英策，筑戴村坝，横亘五里，遏汶流……”“汇诸泉之水，尽出汶上至南旺，中分之为二道，南流接徐、沛者十之四，北流达临清者十之六。 南旺地势高，决其水，南北皆注，所谓水脊也”。为了确保治河成功，宋礼邀请白英一起治河，可是白英淡泊名利，不愿出山，宋礼多次登门求情都不答应。 最后，宋礼和白英结拜为异姓兄弟。 白英见宋礼秉性刚直，真心诚意请教，为情义及真诚所感动，答应出山担任治河总师，全力协助宋礼治河。 为此，白英亲手绘制治水蓝图，制定修筑水坝、合理分水、有效调水、导泉补源、建立水柜的南旺分水枢纽工程方案，彻底治理会通河段。 在治河期间，白英已年逾半百，但他事必躬亲，废寝忘食，劳苦憔瘦，罹患重病。 南旺分水枢纽工程竣工后，白英随宋礼坐船进京复命，船至德州桑园镇，不幸呕血而殁，终年56岁。 宋礼将他葬于汶上彩山之阳，让其仍能视汶水、听泉涌、看戴坝、望大湖，而后宋礼回京，将白英的功绩奏明了皇上。 白英治水成功，使明、清两代600余年间京杭大运河道南北贯通，帆樯如林，航运畅通无阻。 当时会通河段船队少则有几十艘，多时上百艘，首尾相连，蔚为壮观，特别是对当时的南粮北运发挥了巨大作用，最高年运粮米达500万石，有力地促进了明、清时期南北物质文化的进一步交流，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为纪念白英、宋礼等治河功臣，明朝永乐年间，在汶上县南旺镇建白公祠、宋公祠、潘公祠、分水龙王庙等建筑。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工部主事胡缵撰写了《白英老人祠记》，并有联“天下无二老，泉河第一功”悬于白公祠两侧，颂扬白英为大运河持续通航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