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王敬久、关麟征驻军洛阳，警备司令祝绍周派卫兵通知开会，两人说：“回去告诉祝绍周，他算老几，”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38年春天，一场没有硝烟的较量在洛阳悄然展开，前线炮火连天，后方却在较劲权力的软刀子，祝绍周，一个保定军校出身的老资格，被任命为洛阳的警备司令，这头衔听起来挺唬人，实际上是个夹在中间左右为难的差事。 当时的洛阳，不算前线，却成了前线退下来的部队集中休整的地方，各路部队人多嘴杂，兵员混乱，军纪松散，城里乱象频出，祝绍周上任，任务很明确——整顿秩序、管住军队，为抗战大局做个稳定的后方，听起来是任重道远，实则没给他几分真权。 祝绍周虽然不是战场上冲锋陷阵的猛将，但也不是无能之辈，他过去在军校当过教官，也在边防做过实际事务，属于那种能稳住阵脚的类型，问题是，洛阳这地方，来了两个不好惹的角色——王敬久和关麟征。 王敬久是德械师出身，那年在淞沪打得挺猛，后来南京一战也参与了不少，虽然部队伤亡惨重，几乎打光，但因为出身正规、作战有名，被拉起来做了个空架子的军长，说是军长，手里也就剩点残兵败将，但名头还在，脾气也大。 关麟征的来头更响亮，他的部队在台儿庄打得漂亮，正是风头最劲的时候，蒋委员长亲自表扬过，说要是这样的部队能有十个，抗战就不愁了，有这份战功，他自然心气儿高，不太愿意听别人的调度，尤其是祝绍周这种“靠关系上来的”。 祝绍周刚到洛阳没几天，就发现这两位并不好管，他按规矩发通知，叫各部将领每周来开个协调会，商量城防和治安，别人还算给点面子，这俩人连人都不派，通知送过去，王敬久那边说忙，这会儿来不了，关麟征干脆直接把通知退回来，说送错了地方。 这事儿放在和平年代，最多是个不合规矩，但在当时，前线打得正紧，后方一乱，影响的可能是大局，祝绍周眼看着管不住人，战区副长官刘峙也不怎么站出来撑腰，他只能一边按部就班发文，一边忍气吞声。 可问题不是一次两次，士兵在城里胡作非为，抢摊贩、闹事、打人，祝绍周派宪兵去管，结果人还没带回来，王敬久那边直接派人把人抢了回去，意思很清楚——别多管闲事，宪兵被喝斥，祝绍周这边脸上也挂不住。 他不是没尝试解决，他写信给刘峙，表达自己难以执行职务的困境，刘峙嘴上劝他“以大局为重”，其实心里明白，这种军中派系纠葛，谁插手都容易得罪人，他选择了拖着不批辞职，也不出面调解。 祝绍周一看没人替他说话，干脆躲回了自己原本负责的军校，不再露面，警备司令部成了有名无实的单位，没人听他号令，士兵在街头依旧横行，城里的百姓怨声载道，但谁也没办法。 这时候，前线局势更加紧张，徐州一带节节败退，大批溃兵撤往洛阳，部队人多了，问题也更多，治安形同虚设，兵民冲突频发，有时候连正常的物资调度都做不到，祝绍周不是没看在眼里，只是他也无能为力，没有兵权，只靠文件，是压不住局面的。 他最后一次尝试，是直接写信给蒋介石，把整个局面、自己的处境都写得明明白白，蒋一看，火冒三丈，立刻问刘峙怎么回事，不到一周，王敬久被撤了职，理由是“需要养病”，实际上是被打入冷宫，不过因为有人说情，还给了个虚职，关麟征战功太盛，暂时没人动得了他。 表面上看，好像祝绍周赢了，但实际情况是，他依旧孤立无援，即便王敬久走了，其他部队也没有真正听他指挥，城里宪兵越来越少，士兵夜里胡闹成常态，治安靠嘴是管不住的，祝绍周成了摆设。 时间到了1944年，日军又一次南下，兵锋直逼洛阳，祝绍周想调兵防守，才发现根本没人听他调遣，三天内，整座城就彻底失守，祝绍周仓皇逃往潼关，军委那边一纸命令，直接把他免了职，还要查办他失守之责。 而这场失守，其实早在几年前就埋下了种子，当初那场权力的拉锯，明面上是祝绍周和王关二人之间的冲突，背后却是整个体制的失灵，该谁负责、谁该听谁的，没人说得清，一边是制度的代表者，一边是实权在握的战场英雄，彼此不服，结果就是没人能把局面真正控制住。 王敬久被调去重庆，挂个虚职，实际已无实权，不久就淡出军界，关麟征后来去了鄂西，又转战北平，抗战胜利后算是军中要角，但每次军中讲学，总有人在台下低声议论，“那年在洛阳，到底谁输谁赢？” 祝绍周不是没本事，他懂规矩，讲原则，行事按章，但在那样的乱世，太过讲究程序反而成了短板，他想靠制度压住人，却没看清手里没兵、没权，没人会真听你讲话，王敬久、关麟征也不是恶人，他们真正在战场上拼过命，可一旦回到后方，就更在乎自己的地盘和资源，谁也不愿意被人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