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周迪道被捕，面对酷刑，他很快选择了投降。但没多久，他就给上级写了一封

1944年，周迪道被捕，面对酷刑，他很快选择了投降。但没多久，他就给上级写了一封信：“日军争取我投降，我无法逃脱，不如将计就计！” 信送出去后，周迪道的心是悬着的。他知道，这招棋险，万一组织不理解，或是消息泄露，那可真是万劫不复。 可他更清楚，自己被捕，组织里肯定出了岔子，硬扛下去，除了白白牺牲，对革命毫无益处。 他盘算着，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钻到敌人肚子里去闹个天翻地覆！ 幸运的是，上级浙东区党委书记谭启龙和司令员何克希，都是有胆有识的领导。他们反复研究了周迪道的请求，最终决定信任他，批准了这个大胆的“反潜伏”计划。 何克希司令员甚至亲笔回信，化名“何静”，鼓励他：“组织上相信你……埋伏在敌人的心脏里，完成革命的反间谍的伟大任务。”有了组织的尚方宝剑，周迪道这颗悬着的心，算是落了一半。 接下来，就是怎么演好这出戏了。周迪道被放出监狱后，日本人并没完全信他，明里暗里都派人盯着。他得先拿出点“诚意”来。 周迪道甚至“配合”日军抓捕了几个事先安排好的、假装叛变的同志，来了个“苦肉计”。这一下，日本人对他更是另眼相看，觉得这家伙是真心实意要跟“皇军”干了。 时机成熟，一个代号“400反间谍工作小组”的特殊队伍，就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悄然成立了。 周迪道化名朱人达，代号401，成了这个小组的组长，表面上是日本宁波宪兵队思想课课长铃木政一手下的红人，“八大密探”之一。 为了掩护，组织上还派来了一位年仅20岁的新四军女战士徐笑奇，化名徐国芬，代号406，与周迪道假扮夫妻。 这“朱家”就成了小组在宁波城内的秘密联络点和活动中心。其他成员也陆续通过各种方式“打入”日伪各个要害部门，像一张无形的网，开始悄悄地收紧。 潜伏的日子，那真是每天都在刀尖上跳舞。周迪道利用他搞财经的经验，周旋于日伪官员、汉奸和奸商之间。 他时常出入酒肆茶楼，跟那些脑满肠肥的家伙称兄道弟，推杯换盏间套取情报，暗地里却把搜刮来的钱财和物资，一部分秘密送往四明山根据地，一部分用来收买和策反日伪内部意志不坚定的人。 有一次，他硬是从一个喝得醉醺醺的胖汉奸嘴里，套出了日军运粮船的准确路线和时间，第二天，这批粮食就“意外”地落入了新四军手中。 除了搞钱搞情报，除奸也是他们的重要任务。 有个姓李的叛徒，双手沾满了同志们的鲜血，周迪道表面上跟他和和气气，背地里却搜集了他脚踩两只船、暗中勾结新四军的“证据”，不动声色地捅给了日本人。 没过几天，那个叛徒就被日本人自己给毙了，算是为牺牲的同志们报了仇。 最惊险的一次，莫过于运送火药。1944年底，上海地下党搞到一批制造手榴弹急需的火药，要送到浙东根据地。这任务自然落到了“400小组”头上。 当时宁波被日伪封锁得跟铁桶似的，别说运火药，就是出城都难如登天。周迪道和徐笑奇正发愁呢，机会来了，日本宪兵队特高课课长木场要去上海“潇洒”一番。 周迪道灵机一动，赶紧凑上去说自己也想带“太太”去上海开开眼界。就这样，他们搭上了木场的顺风车。在上海，他们顺利取到了火药，小心翼翼地藏在一个不起眼的手提皮箱里。 回宁波的火车到站时，出站口日本宪兵正挨个翻查行李。周迪道一看这阵势，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他急中生智，故作轻松地把那个沉甸甸的皮箱往木场手里一塞，笑着说：“课长，麻烦您帮我拿一下，我这‘太太’手脚不利索。” 木场接过箱子，掂了掂，皱眉道：“朱君，你这箱子里装的什么宝贝，这么沉？莫不是做了什么大买卖，发了金子财？” 周迪道赶紧打哈哈：“哪里哪里，不做点小生意，哪够养家糊口啊？带了点‘黄货’回去补贴补贴家用。” 木场一听是“黄货”，也没再多问，拎着就往外走。就这样，一整箱关乎前线战局的火药，在日本特高课长的“亲自护送”下，神不知鬼不觉地通过了严密的搜查，最终安全送达四明山根据地。 这样的潜伏生活，一直熬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在敌人彻底垮台前夕，周迪道还利用日军内部的混乱和人心浮动，成功策反了60多名日本宪兵队的密探和伪军人员。 当他带着这批反正人员，连同两艘汽艇和一大堆搜集来的枪支弹药、药品物资，大摇大摆地回到新四军根据地时，那些曾经“关照”过他的日本军官，还在为他的“忠心可嘉”摆酒送行呢！他心里只觉得好笑又解气。 新中国成立后，周迪道历任浙江省商业厅处长、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等职，始终保持着一个老党员的本色，为人低调，勤恳工作，直到1996年因病逝世。 信息来源：彰武县人民医院《【党史知识大讲堂】潜伏代号“400小组”，插在日寇司令部里的尖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