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评论家雷达毫不留情地说：相比于莫言的《蛙》、《红高粱》，《艳阳天》只是一种伪现实主义！其实可以说浩然创作引起的最大争议就在文学的真实性 上，这点也是如何评价浩然的关键疑难。浩然有突出的细节真实表达力，却因观念之真的理念更胜，常常在激烈的情感中为意识形态表达突然嵌入冰凉的说教，如小石子遇害一节，萧长春沉痛回到家里，看见孩子出生后的第一只枕头，坐在炕沿上，闻到一股子孩子的奶香味 儿，联想到孩子幼稚的脸蛋时，刚强的硬汉子，压不住沉痛 的感情，热泪直下，这一段细腻的心理刻画给我们展现了 浓浓的亲骨思念悲痛之情，尤其是当革命恋人淑红走进来发现他的悲伤时，两人的心思是感人的。 浩然在文学创作中始终坚持一个明确的方向，那就是配合当时的政治运动，塑造无产阶级的理想人物形象。在他看来，这些人物应该具备完美的品质，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楷模和英雄。这种创作理念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浩然对文学艺术的功能有着清晰的认识，他公开表示文学创作应当承担宣传教育的使命。在他的作品中，艺术形象和故事情节都是为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服务的工具，目的是教育人民群众团结一致建设社会主义。这种创作理念在1964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老支书的传闻》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这部作品由11个相互关联的小故事组成，集中刻画了一位基层党支部书记的光辉形象。这位老支书被塑造成农村工作的中流砥柱，是连接党和群众的桥梁，是党的政策在农村最直接的执行者。通过细腻的笔触，浩然描绘了这位历经革命考验、具有坚定政治立场、高尚道德情操和丰富工作智慧的基层干部形象。 浩然在回忆自己的创作经历时提到过几个有意思的例子。比如农业合作化时期，他遇到一户人家男主人去世，亲戚想趁机占房子，后来是合作社主任组织社员帮忙才解决了问题。这事在当时很有代表性，但浩然当时只觉得新鲜，没意识到可以写成小说。直到一年后思想水平提高了，才把这个素材写成《风雨》。还有一次，他看见几个农村妇女自发组织轮流做饭，解放劳动力下地干活，这本是个反映集体化优越性的好素材，可他当时也没当回事。等人民公社运动开始了，他才回过味来，写了《百花飘香的季节》。这些例子说明，当时的作家要写好这类题材，光有生活素材还不够，关键得有政治敏感性和理论水平。 在具体创作方法上，浩然摸索出了一套"加工"现实素材的办法。他觉得真人真事往往不够完美，需要把几个人的优点集中到一个人物身上，再把不符合要求的细节去掉。比如写一个先进人物，可能要把张三的勤劳、李四的觉悟、王五的智慧都集中到主人公身上，同时去掉那些可能影响人物形象的小缺点。这样塑造出来的人物确实更"高大上"，但也难免会失真。 《有一个小伙子》就是个典型例子。故事讲一个年轻人过年不回家，偷偷跑到工地义务劳动。这种情节放在今天看可能不太真实，但在当时就是要突出"爱社如家"的主题。这种写法现在看来可能有些简单化，但在那个强调集体主义的年代，确实能起到很好的宣传效果。 当时不少作家都在探索这类创作方法。他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反映现实的同时，又要符合政治要求？既要写活生生的人，又要写出无产阶级的先进性？这个平衡点很难把握。有些作家选择完全照搬政策条文，写出来的作品干巴巴的；也有些像浩然这样，通过艺术加工让故事更生动，但难免会有拔高和理想化的成分。 这种创作方式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学艺术承担着重要的宣传教育功能。作家们不仅要写得好，更要写得"对"。他们得时刻注意政治风向，紧跟政策变化。有时候一个运动刚兴起，作家就要立即写出反映这个运动的作品。这种情况下，深入生活、精雕细琢往往来不及，只能先把握住大方向，把人物写得尽可能完美。 现在看来，当时这类作品确实存在类型化、概念化的问题。很多英雄人物都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立场坚定、大公无私、勇于牺牲。他们很少有普通人的弱点和烦恼，也很少面临真正复杂的选择。这样的形象虽然高大，但总让人觉得少了点烟火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