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大特务徐远举睡到半夜，突然鼻孔流血，紧急送医后，也没抢救过来，上级得知后，下令彻查死因，18年后，他的女儿徐继红也跑来“兴师问罪”。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73年1月的一个深夜，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一间宿舍里传来异常动静，管理人员迅速赶到，发现战犯徐远举鼻孔流血，面部浮肿，两眼突出，呼吸急促，他已经意识模糊，情况十分危急。 值班人员立即上报并组织送医抢救，但最终未能挽回生命，徐远举的死亡，迅速被通报至上级部门，引起了高度重视。 出于对案件的谨慎态度，有关方面下令彻查整个死亡过程，要求确保死因真实、过程透明，不得有丝毫疏漏。 经过法医检验，最终确认徐远举死于急性脑溢血，报告指出，其死亡前曾受到明显的情绪刺激。 管理所内的回顾调查显示，事发当天，徐远举所在的缝纫小组进行成品检验时，他所缝制的衣物被认定质量不合格，需重新返工。 他当场表示强烈不满，认为这是对自己的刻意刁难，他不仅拒绝返工，还当众与检验人员发生激烈争吵。 同组的战犯曾提出愿意代为修补，但徐远举拒绝接受，执意认为自己被冤枉，他在争执之后独自离开，之后自行前往盥洗室洗了冷水澡，当天夜里便发生了突发状况。 这个事件让人们重新关注起徐远举在战犯管理所中的表现，据档案记载，自1956年被押解至功德林以来，徐远举情绪常年不稳，虽形式上参与思想改造，但多次被管理人员记录情绪暴躁，易怒。 尽管他在1960年代也曾在监所组织的活动中写过认罪材料，内容承认自己在过去所犯下的严重罪行，但从实际表现来看，他对特赦始终抱有强烈期待。 尤其是1959年和1963年国家分别对部分战犯进行特赦之后，他的心理变化尤为剧烈，他一度以为自己也有机会被释放，看到同期战犯陆续离开，内心焦虑与日俱增。 1970年代初，徐远举身体状况虽未出现明显恶化，但精神状态不佳，常表现出焦虑、猜疑，他对缝纫组的分配工作并不满意，认为这与他过去的身份不符，长期抱怨被轻视。 事件当天的小组冲突，成了情绪爆发的导火索，经过反复复查，无发现他杀痕迹，所有迹象均指向自身情绪剧烈波动后诱发脑部血管破裂。 徐远举一生充满争议，他早年加入军统，曾任多地保密站负责人，因性格刚烈、手段残忍，他在军统内部一路升迁，参与策划和执行过多起重大镇压任务，包括对地下党和民主人士的残酷迫害。 1949年随军逃往西南地区时，他多次请求转移至台湾，但因层层阻力，未能成行，最终在昆明被起义部队扣押，送往重庆白公馆关押，后被转押至北京功德林，作为重点战犯接受改造。 他的家人分布海内外，妻子携带长女旅居国外，两个儿子滞留台湾，其中一人在意外事故中早逝，由于身份特殊，家庭成员多年未能来大陆探望。 直至1991年，他的次女徐继红来到北京，前往公安部相关部门查问父亲的死亡情况，她提出希望能获得一份正式的死亡证明，以便处理台湾方面的事宜。 知情人士回忆，当时她态度恳切，未公开谈论过往历史，仅反复表达希望确认父亲死于自然病故，此后，有关部门为她提供了资料复印件，作为家属处理后续事务的依据。 徐远举的骨灰在监所寄存多年，直到1992年，才由其家属办理手续领回，与许多被特赦后获得社会重新接纳的战犯不同，他的结局冷清孤寂。 许多知情人认为，他的死固然是疾病突发，但长期心理压抑、希望幻灭、与人隔阂加深，都在无形中加剧了身体的脆弱。 对于像徐远举这样曾深度参与政治暴力的人来说，其个人命运始终笼罩在历史的阴影之下，他曾深信忠诚能换来庇护，却在风雨飘摇时被弃之不顾。 死后多年，其后代仍为其奔走，申请一纸证明，这场从监狱蔓延至历史深处的余波，至今仍难平息。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说出您的想法！ 信息来源：大特务徐远举的后半生——人民文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