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开国少将甘祖昌态度坚决的向总政治部提出申请：“我脑袋受过伤，不适合当官，我想回到老家当农民”，最终中央同意了他的请求，只是没想到后来给中央带来不小的惊喜。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57年，甘祖昌向总政治部递交了一封申请报告，他在信中写道，自己因战争时期头部多次受伤，留下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时常头晕、记忆力减退，已经不适合继续担任领导工作。 他恳请组织批准自己离职，回到江西莲花老家当一名农民，这位身披少将军衔的老红军，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 他不是申请调动，也不是要求疗养，而是要回到田间地头干农活，他说自己手脚还算灵便，虽然不能坐办公室，但还能劳动。 甘祖昌1905年出生在江西省莲花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从小跟随父母下地干活，对农民的生活有着刻骨的体会，青年时期，他投身革命，从最基层的农民运动做起，后来参加井冈山斗争和长征，多次负伤。 抗战时期，他在三五九旅工作，负责后勤保障，南泥湾的垦荒生产中也有他的身影，新中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管理着军队庞大的物资供应工作。 工作中他严于律己，常常亲自下部队检查，深入偏远地区了解物资流通情况，1951年，他在一次外出检查途中，车辆行驶至一座简易木桥时突然坠入河沟。 事故造成他头部严重受创，伤势加剧了他之前就已有的脑震荡病情，此后几年，他常常在办公时突然晕厥，医生建议他静养休息，组织安排他前往条件较好的医院疗养，并为他在新疆郊区预备了一处住所。 但他始终无法安心休息，觉得自己不能再为部队干活就是负担，他的脑子里总想着回到农村去做点实事，哪怕是种地、挑粪、修水渠，也比整天昏沉强。 1955年，中央开始对高级干部授衔评定，甘祖昌被授予少将军衔，他穿着崭新的将军服出席仪式，但心里却没有太多喜悦，他感到自己的身体已经不适合继续留在军队里发挥作用。 那一年，他和妻子龚全珍商量后，决定向中央提出申请，要求辞去军职，回老家做一个普通农民，他连续写了三封报告，理由朴素而真诚，开始组织没有批准，认为他是在意气用事，想让他安心养病。 后来，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到新疆调研，甘祖昌再次表达了自己的想法，组织最终同意了他的请求。 1957年夏天，甘祖昌一家从乌鲁木齐动身南下，十一口人，行李只有三只旧箱子，却带了几只新疆的家禽和羊，他打算把这些带回老家，试试搞养殖。 火车辗转，跋涉数千公里，才回到江西莲花县，当时的家乡贫穷落后，水田只能收一季稻，亩产只有百十来斤，他没有休息，立刻开始入村走访、查地势、量水源。 白天下田查看水渠，晚上与村民开会商量对策，他带着大伙儿挖通了几个村庄的污水沟，又把原先冬季积水严重的低洼田改造成排水顺畅的良田，不到一年，村里的粮食产量翻了番。 后来他又筹划建设小型水库，引山泉蓄水，修建渠道用于灌溉，修水库时，他带头挑泥扛石，和年轻人一起干活，住在工棚里吃地瓜饭，水渠打通以后，几个村子的农田都能按时灌溉。 种田的人多了信心，开始改良品种，粮食年年增产，科研单位听说后，还专门派人来调研，并邀请他参加县里的农业技术会议，他没有摆架子，总是坐在角落听别人讲，回去再记在本子上，慢慢琢磨。 修完水利，他又着手解决乡里的电力问题，他联系技术员，从邻县请来懂行的工人，一点点规划电站选址，工期紧，资金缺，他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买电线、变压器。 为了节省运输费用，他亲自到镇里拉材料，一个月后，简易发电站开始运作，村里第一批接上了电灯，点灯那天晚上，他站在田埂上，看着一排排亮起的光点，久久不语。 后来，他还主持修建了十多座桥，解决了多村社员出行难的问题，三年间，他几乎没有真正休息过，始终奔波在农田与工地之间，他住在一间瓦片搭起的小屋里，屋里除了一张木床，就是一只放衣物的箱子。 上级多次表示愿意为他盖一幢好一点的房子，都被他拒绝了，他说工资已经足够吃饭，钱还是用在集体身上好。 甘祖昌在农村一干就是二十多年，直到1986年因病去世，他留下的财产只有一个铁皮箱子，里面放着三枚红布包着的勋章。 有人说他这一生最大的成就是当上了将军，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自己最满意的，是把一个落后的小村庄变成了样板农业社，他没有口号，也没有豪言壮语，只是一步一步地干，把全部精力都用在脚下的土地上。 甘祖昌没有给国家添麻烦，也没给组织增加负担，他用自己的方式证明了，哪怕在没有硝烟的年代，一个老战士依然能立下汗马功劳，他那份朴素与执拗，最终变成了对国家最深沉的回报。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说出您的想法！ 信息来源：人民网——甘祖昌：将军回乡当农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