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1936年，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看上一幅只有84个字的字帖，卖家张口出价20万大洋，可他钱还没凑齐，对方却突然主动降价:4万就行，尽快付款，如今这幅字帖估值8.8亿！ （信息来源：吉林卫视官方号--溥儒对《平复帖》开价二十万大洋，张伯驹无力购买，无奈放弃） 张伯驹，作为民国时期的一位顶尖文化人物，出生在一个显赫的官宦家庭，他的父亲张镇芳曾担任清末直隶总督及民国河南都督，这让他从小便浸润在优渥的生活环境中。 家境富裕并且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这为张伯驹后来的文学和艺术成就奠定了坚实基础，早在五岁时，他便展现出非凡的才华，能独立阅读，七岁时已经能写诗，成为家中的“神童”。 尽管享受着得天独厚的资源，张伯驹从未满足于传统的官僚生活，他进入北洋军服役，但并未在此找到自己的归属感，最终，他决定离开军界，转而专注于自己热爱的文化事业，尤其是在书画、诗词、京剧等领域深耕细作。 对他来说，文化并非只是高雅的消遣，而是一种责任，一种传承的使命。 张伯驹的收藏理念与许多当时的收藏家不同，对于他而言，收藏并非为了投资或积累财富，而是一种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他有一句话，钱财易得，而国宝无价，这句话揭示了他收藏的真正动机，尽管身处物质富足的环境，他选择过着简朴的生活，丝毫不追求奢华享乐，他的简朴生活反衬出他对文化的深刻热爱与无私守护。 他没有以字画作为投资工具，而是以保护它们作为人生使命，每当他看中一件文物时，张伯驹几乎总是毫不犹豫地支付高价购买，以确保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不会流失到外国，在他看来，文化和文物是民族的根基，是历史的见证，他甘愿为此倾尽所有。 张伯驹并不是单纯的收藏家，他的文化保护行动更是他一生中最具深远意义的部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对《平复帖》的收购。 这幅字帖，虽然仅仅由84个字组成，却代表了中国书法历史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它是西晋大文学家陆机的书法作品，经过千年的流传，成为不可多得的文化瑰宝，而正是张伯驹，凭借个人的努力和财富，阻止了它的流失。 在上世纪30年代，张伯驹获知《平复帖》可能会流失到国外时，他立刻决定采取行动，由于资金的限制，张伯驹并没有立即完成这笔交易。 初时，溥儒将这件国宝的价格定得很高，20万大洋的要价让张伯驹感到难以承受，但他依然毫不退缩，在得知字帖的出售可能威胁到它的未来时，张伯驹毫不犹豫地开始筹集资金。 最终，当溥儒的母亲去世，急需办理丧事时，张伯驹借机与溥儒重新商谈，最终以4万大洋成功购买了《平复帖》，这不仅仅是一次文化资产的收购，更是一场文化命运的捍卫。 张伯驹并没有把这件珍贵的字帖作为私人财富保存，而是将它捐赠给国家，确保它成为全体国民的文化瑰宝，他的这一决定，展现了他作为一位文化守护者的责任与担当。 他的这一举动，也让《平复帖》成为了当时唯一未流失到国外的中国古代书法杰作之一，至今，这幅字帖的市场估值已经达到8.8亿元，远远超出了张伯驹当初支付的金额，对他而言，守护文化的意义远远超过了任何金钱的价值。 张伯驹一生的收藏，最终并非为了让个人拥有这些文化瑰宝，而是为了让它们留存并服务于更广泛的公众，他的捐赠行为，尤其是将自己的书画藏品无偿捐献给国家，充分体现了他作为文化守护者的高尚情怀。 张伯驹并没有因为这些文物的高价值而把它们据为己有，相反，他更加希望这些国家的瑰宝能够回到它们应该属于的地方——为所有人所享有、所珍视。 最具代表性的捐赠之一便是《平复帖》，这幅仅有84个字的字帖，经过了数千年的历史变迁，最终在张伯驹的保护下留存下来，并最终被他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 张伯驹的这一行为，不仅仅是文化财富的传承，更是对后代文化遗产责任的自觉担当，除了《平复帖》，他还将其他重要书画作品如《游春图》《上阳台帖》《张好好诗》一并捐赠，进一步加深了这些文物在历史长河中的传承。 他的捐赠不仅限于《平复帖》，在新中国成立后，张伯驹持续进行文化捐赠，将数十幅珍贵书画作品贡献给了国家，他的行为体现了文化的长期价值，而非仅仅看重一时的物质利益，张伯驹坚信，只有将这些历史文物妥善保存并共享给所有国人，才能真正实现文化的传承与发扬。 这些捐赠，最后让张伯驹成为了中国文化界的杰出人物之一，他的行为被视为文化自觉和社会责任感的典范，也影响了后世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深刻认识。 在今天看来，张伯驹的捐赠早已超越了简单的物质行为，更代表了一种无私的精神和文化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