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陈诚上了床，妻子吴舜莲梳洗一番，手刚摸到床边，就被一把推开。吴舜莲大受刺激，当场拿起一把剪刀猛刺向自己的喉咙，顿时鲜血如注。
1925年的一个冬夜，浙江青田的一座宅院里，烛光摇曳，映照着吴舜莲苍白的脸。她小心翼翼地推开房门，手中端着一盆温水，准备为丈夫陈诚洗脚。屋内的空气冰冷而沉重，床上的陈诚背对她，似睡非睡。
吴舜莲轻轻蹲下，刚要试探水温，陈诚猛地一脚踢翻了木盆，水花四溅，溅湿了她的衣裙。她愣在原地，耳边回荡着丈夫的怒吼：“这水烫死人了，你是故意的吧？”那一刻，吴舜莲的心像被寒风刺穿，隐隐作痛。她强忍泪水，低声解释，却只换来陈诚不耐烦的挥手：“滚出去！”门外，丫鬟们低头窃窃私语，吴舜莲咬紧嘴唇，默默退回自己的房间。她不知道，这只是她婚姻悲剧的开端，而更大的风暴还在酝酿。
吴舜莲与陈诚的婚姻，本是两家欢喜的联姻。吴舜莲出身耕读之家，端庄贤淑，深受陈家长辈喜爱。陈诚，彼时已是黄埔军校的年轻军官，前途无量，风头正劲。这门亲事由吴舜莲的哥哥吴子漪一手促成，他与陈诚是好友，认为妹妹与陈诚门当户对，堪称天作之合。
然而，事实远非如此。陈诚对这场包办婚姻从一开始就心存抵触，初见吴舜莲时，他皱眉于她的三寸金莲，嫌弃她身上带着旧时代的痕迹，与自己崇尚的新思想格格不入。更致命的是，两人从未有过感情基础，婚礼当天才第一次见面，彼此间的陌生感如同一堵无形的墙。
婚后，陈诚常年奔波于军旅，吴舜莲则留在家中侍奉公婆，独守空房。七年间，她见丈夫的次数屈指可数，夫妻间的交流更是少得可怜。吴舜莲曾满怀希望，精心打扮，试图唤起丈夫的温情，却总被冷漠推开。她渴望一个孩子，以为孩子能填补婚姻的裂痕，但陈诚的冷淡让她连这个希望都成了奢望。
邻里间开始流传闲言碎语，有人暗讽她“不下蛋”，有人揣测她身体有疾。吴舜莲心中苦涩，却只能默默承受。她不明白，为何丈夫对她如此冷漠？他的心，究竟被什么占据？
1926年，陈诚因母亲去世回乡奔丧，这是他与吴舜莲婚后少有的团聚时刻。吴舜莲强压心中的委屈，精心准备了一桌饭菜，希望借此机会修补夫妻关系。那晚，她换上新衣，点燃红烛，鼓起勇气走进卧房。陈诚却连看她一眼都不愿，径直躺下，背对她。
吴舜莲咬咬牙，伸出手想轻触丈夫的肩，却被他猛地推开，伴随着一句刺耳的“别碰我！”她愣住了，羞耻与愤怒在胸中交织。她转身冲出房间，抓起桌上的剪刀，泪水模糊了视线。她没有刺向陈诚，而是将剪刀对准了自己的喉咙。鲜血染红了她的衣襟，丫鬟的尖叫划破夜空。
郎中及时赶到，保住了吴舜莲的命，但她的心已彻底凉透。陈诚站在一旁，脸上没有一丝动容，甚至带着几分不耐烦。吴舜莲终于明白，这段婚姻对丈夫而言，只是负担。她没有再挽留，默默收拾行囊，离开陈家。从此，二人形同陌路。据《陈诚先生日记》记载，陈诚对这段婚姻的失败毫无悔意，甚至在离婚后迅速迎娶了谭祥——宋美龄的干女儿，一个与他志趣相投、背景显赫的女子。
这场婚姻的悲剧，不仅仅是个人的不幸，更折射出时代变迁中的思想碰撞。陈诚生于1898年，正值清末民初，旧传统与新思想激烈交锋。他毕业于保定军校，后进入黄埔军校，深受新式教育和革命思想的熏陶，崇尚自由与进步。而吴舜莲生长于传统家庭，三寸金莲是她那个时代的象征，却成了陈诚眼中的“落后”。两人从思想到生活习惯都格格不入，婚姻的裂痕早在婚礼前就已埋下。
当时的中国社会，包办婚姻仍司空见惯，但新思想的兴起让许多年轻男性开始追求婚姻自由。陈诚的冷漠，既是对吴舜莲个人的排斥，也是对旧式婚姻制度的反叛。然而，他的冷漠与暴躁，却将吴舜莲推向了绝望的深渊。
吴舜莲的哥哥吴子漪或许未曾料到，自己的一番好意，竟让妹妹成了牺牲品。
民国时期的婚姻观念正处于剧烈变革中。许多受新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军官，像陈诚一样，对传统包办婚姻充满抵触，却往往在处理感情问题时显得冷酷无情。吴舜莲的遭遇并非个例，许多女性在那个时代面临类似的困境：被困于无爱的婚姻，却因社会压力无法轻易解脱。吴舜莲选择用剪刀宣泄绝望，既是个人情感的崩塌，也反映了女性在传统与现代夹缝中的挣扎。
陈诚后来的婚姻与谭祥则完全不同。谭祥出身名门，受过新式教育，与陈诚在思想和志趣上更为契合。两人育有两女四子，婚姻生活看似美满。然而，吴舜莲的悲剧却鲜有人提及，她像那个时代无数沉默的女性一样，被历史的洪流淹没。
吴舜莲的剪刀，最终没有刺向陈诚，却刺破了她对婚姻的最后幻想。她选择了离开，带着伤痕隐入人海。而陈诚，继续在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官至台湾“副总统”，却再未提起这段往事。两人的故事，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那个时代婚姻的无奈与人性的复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