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国民党第九十二军统帅黄翔得知爱子黄琪玲被军统逮捕，勃然大怒，直奔中央军校校长关麟征办公室，厉声质问：“我在前线浴血奋战，你们却将我的儿子当作敌对分子抓捕！”
黄翔，湖南人，1895年生，自幼耳濡目染抗战救国的豪迈情怀，1916年进入保定军校深造，毕业后正值军阀混战时期，凭借过人的胆识和缜密的思虑，在复杂的局势中步步高升。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他积极参与北伐战争，为国民党统一全国立下汗马功劳。到四十年代，已晋升为第九十二军军长，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中，他都身先士卒，是一位久经沙场的资深将领。
他的儿子黄琪玲，出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自小随父亲辗转各地，后在南京求学。当时南京学风自由，各种新思潮涌动，民主、社会主义等理念广泛传播。黄琪玲酷爱阅读，家中收藏了大量《新青年》等宣扬新文化的刊物，以及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延安通讯》。他并非只会闭门苦读的书生，而是对国家未来发展有着自己独特见解的青年才俊，正是这种求知欲让他陷入了困境。
1947年，内战如火如荼，国民党内部人心惶惶，军统四处搜捕异己，如同脱缰的野狗。黄琪玲因阅读被视为“禁书”的刊物而遭到军统的注意，最终被捕入狱。消息传到前线指挥作战的黄翔耳中，他几乎气得昏厥过去。为国民党出生入死，却遭到内部的迫害，这让他难以忍受。
黄翔火速赶到中央军校，向关麟征兴师问罪。关麟征作为军校一把手，素以铁腕著称，面对黄翔的怒火，他亦感棘手。黄翔怒斥军统的所作所为，认为自己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军统却将自己的儿子当成共产党对待，实在令人难以容忍。此事闹得沸沸扬扬，关麟征也感到十分尴尬，毕竟黄翔并非等闲之辈。军统方面却拒不松口，坚持黄琪玲所阅读的书籍存在问题，证据确凿。
黄琪玲被囚禁数月，军统试图给他安上莫须有的罪名，但最终并未找到实质性证据，只得将其释放，并以其为“文艺青年组织”成员为由搪塞过去。这几个月的牢狱之灾彻底改变了黄琪玲的心态，他对国民党的信任彻底破灭。
获释后，父子二人进行了深入的交流。黄翔原本对国民党忠心耿耿，但儿子的遭遇让他看清了国民党内部的腐败、无能和内斗。他开始动摇，对国民党的未来感到绝望。1949年，共产党势力日益壮大，北平的傅作义将军决定停止抵抗，接受和平解放。黄翔深思熟虑后，率领部队率先响应，放下武器，与共产党取得联系，此举不仅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也为他和部队找到了新的出路。
黄琪玲则更为果断。1949年4月，他与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策划了一项大胆的行动——从汉口窃取一架B-25轰炸机，飞往郑州，投奔共产党。这需要高超的飞行技术和极大的勇气，才能突破国民党的防空系统。此举不仅表达了他个人的政治立场，也为共产党提供了宝贵的物资支援。
此后，黄翔凭借多年的军事经验，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并取得了不错的成就。黄琪玲则全身心地投入到共产主义事业中，将曾经的理想付诸行动。父子二人从国民党阵营转向共产党，顺应了历史潮流，也为自身找到了新的方向。
军统的所作所为，在国民党统治区造成了极大的恐慌，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抓捕任何可能与共产党有关联的人，甚至连黄翔这样的人也不放过。这种做法表面上是防止内部出现叛徒，实际上却严重地损害了军心民心。黄翔与关麟征的冲突，不仅仅是为了儿子，更是对国民党体制的一种不满。许多军官都有类似的感受，他们在前线浴血奋战，后方却充斥着各种问题，人心自然难以安定。
黄琪玲的遭遇，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年轻人的叛逆心理，加上这次打击，使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从理论升华到实践。他驾驶飞机投奔共产党，不仅体现了他的胆识，也展现了他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
黄翔父子二人的经历，与当时的内战乱局息息相关。国民党内部的混乱，导致了像黄翔这样的人纷纷离心离德，最终败局已定。他们的选择，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反映了人们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如何寻求生路，如何从旧的道路走向新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