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3000多日军压过来，吕正操通知撤离时，朱占魁正啃着玉米饼子，笑着说：“告诉各营该开饭开饭，鬼子来了照打不误，”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那年夏季的冀中平原，闷热潮湿，黄河以北的空气里充斥着一股火药味，此刻，日军正从五个方向缓缓逼近，一场有预谋的“拉网式扫荡”即将在大清河一带展开，冀中军区早已通过情报掌握了敌情，司令员吕正操连续三次发电，催促第十分区迅速转移主力部队，以避其锋芒，然而，负责该地区防务的朱占魁，却做出了他人生中第一个关键判断——不撤。 朱占魁是冀中抗战中响当当的人物，出身贫寒，自幼练武，七七事变后拉起一支队伍，靠着敢打敢拼、以少胜多，很快在冀中站稳脚跟，他的部队从几十人发展到上千人，在敌后战场上屡创战绩，正是这些光辉履历，使得他对日军的进攻模式形成了一种固有认知，他坚信，鬼子再多也不过是老一套的“扫荡三板斧”，来得急、走得快，真正打不出什么大风浪。 然而，这一次日军的行动，与以往有着本质区别，冈村宁次亲自制定计划，动用三千余人，采取“多路推进、层层封控”的战术，将整个大清河流域严密包围，对朱占魁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敌人，但他却以旧思维迎战新变局，他不顾参谋部提出“预判撤离”的建议，下令各营照常开饭，甚至拒绝了夜间侦察的提议，坚称“等天亮再说”，这是他第二个关键判断。 6月18日凌晨，朱占魁终于意识到局势异样，他率部突围，企图从敌军结合部撕开缺口，选择突围路线时，他判断敌军部署尚有空隙，决定从西南方向穿出包围圈，然而，这一判断再度失误，日军故意在该方向制造“虚弱”景象，实则已布重兵设伏，当朱占魁的先头部队刚踏入麦田不久，便受到猛烈火力压制，高粱地中枪声骤起，机枪子弹像割麦子般扫倒一片战士。 他意识到中计后，立刻调整方向，转向南边的村落，然而那里的民居早已被日军控制，罐头盒还在井台边冒着热气，前有埋伏，后有追兵，部队被迫在交通沟一带进行反复拉锯，此前的暴雨使得壕沟泥泞不堪，辎重车陷入田埂，部分战士甚至在泥地里动弹不得，部队越打越散，原本六百余人的主力，此时已伤亡过半。 朱占魁在这场突围中做出的第三个判断，是临时改变撤退方向，他在接连遭遇埋伏后，多次根据乡民信息调整路线，试图避开敌军锋芒，然而，这些决策缺乏侦察支撑，仅凭直觉和经验，导致部队在敌人设下的多重包围圈中来回碰壁，每一次掉头，都意味着时间的浪费和伤亡的增加，尤其在三台镇附近，浓雾弥漫，队伍误入敌军控制区，遭遇日军重火力打击，房顶上的重机枪、密集的迫击炮火让交通沟变成一条血沟，干部伤亡极为惨重，几名连长、指导员在短时间内接连牺牲，指挥系统陷入混乱。 最终，朱占魁仅带着百余人突围成功，雄县大队、县委机关、地方武装损失惨重，这场战斗，不仅是一次战术失败，更是一次战略误判的集中体现，在军事史上，它被视为冀中抗战的一次转折点，促使八路军进一步改革游击战术，在地道战、伏击战上加大投入，然而对朱占魁个人而言，这场战役的代价远不止如此。 突围后不久，他在一次地道战中被日军俘虏，敌人并未当场处死他，而是决定将其押送北平，途中，朱占魁趁日军不备，从火车上跳下逃生，历经数日才返回根据地，然而他迎来的并非英雄礼遇，而是接连不断的质疑，为何他能生还？是否与日军有过协议？组织对他的解释并不满意，最终决定对其进行审查。 面对内部的猜疑和组织的不信任，朱占魁心灰意冷，1942年春，他主动离开，根据地失去了这位曾经的猛将，他投向国民党，在那里担任少将参议，虽有军衔，却无实权，更为讽刺的是，在参与围剿八路军的过程中，他常常对着地图出神，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枪托上熟悉的雕花——那是吕正操当年送他的战利品，他曾试图忘记过去，但每一次作战部署，都把他拉回那个潮湿、混乱、泥泞的夏天。 1949年后，他随国民党残部起义，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历史复杂人员”处理，后遭关押，直到1982年，他才被释放，晚年多病，终日沉默寡言，据狱中看守回忆，他常独坐角落，嘴里喃喃一句话：“那年夏天的雨，下得太大，” 信息来源：《朱占魁回忆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