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冬天的一个深夜，张文秋听到房门响动，心里一紧，门外是李耀晶，按说他不该这个时间出现，他们是假扮夫妻，只在每周三、六碰头。张文秋立刻提防起来，压低声音问：“现在不是碰头日，你回来干什么？”李耀晶一言不发，先插紧门闩，脸色严肃，说：“有急事，非得现在说。” 上海，租界边上的一间民宅，煤油灯光暗淡，张文秋带着女儿刘思齐住在这里，身份特殊，随时可能暴露。 她是党组织安排在英美烟厂的联络员，名义上是家庭妇女，实则负责组织工人搞罢工、传递情报。 李耀晶是浦东区委书记，也是她的“假丈夫”，两人配合已久，谁都知道不能出错，一出错，命都没了。 这天李耀晶冒险深夜赶来，说是有急情，他从怀里掏出一封加密信，放到桌上，“共产国际要你去苏联，组织已经同意。” 张文秋心一动，可一想到旁边熟睡的刘思齐，她就咬紧了牙，她对李耀晶说：“我不放心孩子，去了苏联，她怎么办？” 李耀晶点点头，他知道这个问题她早晚要问，他说：“咱们可以把孩子留在国内，由我母亲带，你说她是我女儿，没人会多想。”这话他讲得很平静，但张文秋心里却起了波澜。 她明白，这等于把孩子托付出去，短时间见不上面，可能是一辈子，她沉默了好一会儿，问他：“你妈能照顾好吗？” 李耀晶没有犹豫：“我妈是乡下人，心实，带大了我几个弟弟妹妹，不会亏待思齐。”张文秋低头看着熟睡中的孩子，眼眶一热。 她不是没考虑去苏联，那是很多共产党人的梦想，能学本事，回来干大事，可她舍不得，也怕这一去，再没机会看孩子一眼。 两人坐在桌边，气氛低沉，窗外北风呜呜直响，街上空无一人，张文秋倒了一杯热水，推给李耀晶，他接过去，两人都没说话。 张文秋心里清楚，这不是普通的家庭纠结，这是一道硬选择：母亲的责任，还是革命的使命。 快到凌晨了，张文秋提醒他：“你该走了。”李耀晶抬头，看了眼窗外黑得透彻的天，说：“现在出去太危险，街上有巡捕。”他拎起毛毯，在屋角铺开，靠墙躺下，两人不说话了，各自心里翻江倒海。 张文秋那晚几乎没睡，她脑子里都是李耀晶说的话，孩子熟睡的样子，还有那封还没来得及看完的密信，她知道，这可能是革命最艰难的一种牺牲，谁也替不了谁。 李耀晶很守规矩，早上天一亮就走了，走前，他叮嘱张文秋再考虑一下，说组织不会强求她，但他建议她去，机会难得，张文秋点点头，没作声。 几个月后，情况突然紧张，李耀晶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他遭受酷刑，牙被打断，肋骨被打断，但一句话没说。 他死前唯一的请求，就是给“家里人”带封信，张文秋赶到时，见到的是一具伤痕累累的遗体。 她忍住眼泪，以“妻子”的名义为李耀晶收尸、料理后事，那个时候，没人知道他们是假扮夫妻。 连李耀晶的母亲也以为，自己失去了亲生儿媳，张文秋照着李耀晶的嘱托，把刘思齐交给了他母亲，老人接过孩子，一句话没说，只是一直掉眼泪。 从此以后，张文秋一个人继续工作，她没去苏联，局势变了，出国的路线也断了。 1937年，她带着刘思齐辗转去了延安，和陈振亚会合。陈振亚是她第二任丈夫，可惜，这段感情也没能善终，陈振亚也牺牲了。 很多年以后，刘思齐长大成人，才知道自己小时候那段经历原来全是为了隐蔽身份，李耀晶根本不是她父亲，但老人家从没对她不好，直到去世都把她当成亲孙女看待。 张文秋晚年说过，李耀晶的死，对她打击很大，不是夫妻，胜似夫妻，他们没有感情基础，却有革命信任。 他们住过同一屋檐下，却从不越雷池一步，那个夜晚，对峙也好，商量也好，最后的选择都是沉默和牺牲。 很多人以为地下工作者都很神秘，其实更多的是压抑、牺牲和孤独，张文秋曾经对人说，她一生没什么特别的事迹，就是听从组织安排，尽力把事办好。 但她经历的那些夜晚、那些告别、那些无法回头的决定，已经足够震撼人心。 当年那场深夜对话，如今早已尘封在历史里，但那盏昏黄的油灯下，一个女人的坚持、一个男人的牺牲，还有一个孩子的未来，撑起了那个年代革命者的全部信仰和担当。 参考资料：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人物传·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