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春天，北京的八宝山格外冷清，一场副总理级别的追悼会，现场却只有一位前国家领导人亲自到场，他穿着深色风衣，戴着一副黑框眼镜，默默地走到灵堂中央，三鞠躬后绕棺一周，眼圈泛红，这人正是已经退居二线多年的华国锋，送别的对象是他的老朋友、前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 陈永贵的追悼会格外低调，没有官媒讣告，没有官员列席，甚至连通知范围都非常有限，只请了亲属和大寨的干部。 到场的人大约两百多人，大多是熟识的乡亲、同事和生前好友，当人群还在议论谁会来时，一辆黑色轿车缓缓驶入，车门一开，走下来的人让现场瞬间安静了，华国锋低着头，神情严肃，缓步走进灵堂。 这两人有着不一般的交情，他们都是山西人，一个来自交城，一个来自昔阳，早年都是地方干部出身，后来都因工作出色被调往更高层。 特别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两人搭档时间不短，陈永贵分管农业，是当时“学大寨”运动的实际推动者，而华国锋则主抓国务院全面工作。陈永贵的务实，华国锋是看在眼里的。 他们共事那几年，关系不错，华国锋曾在会议上公开夸陈永贵“敢说话，讲实情”，虽然两人也有分歧。 比如在农业政策上，陈永贵一心想推广集体化模式，连自留地都想取消，而华国锋担心这样下去会让农民积极性受打击，两人私下里也吵过。 但吵归吵，情分还在，陈永贵从不避讳表达自己的观点，华国锋也从不因此翻脸。 1980年，陈永贵主动提出辞去副总理职务，说自己身体不好，年纪也大了，华国锋那时已经交出主要职务，逐渐淡出政治舞台。 据说，两人仍保持联系，陈永贵住院时，华国锋还亲自去看过几次，一次，他在病房外站了很久，进去时只说了一句：“老陈，少操点心。” 陈永贵去世后，他的家人按照他的遗愿处理后事，简单、低调，骨灰也要运回大寨安葬。 据知情人说，追悼会没通知任何原中央领导，结果华国锋来了，更特别的是，他没带随从，也没说话，鞠完躬就走。 唯一留下印象的，是他眼角泛红，一边握手一边说：“老陈，你怎么走得这么急。” 这句话，传开后不少人感慨，华国锋很少公开露面，自1981年起就几乎从公众视野中消失。 有人说他是为了避嫌，有人说他性格如此，但不管怎样，这一次他来了，陈永贵的去世，对他而言不只是一个老同事的离开，还是一种过往岁月的终结。 追悼会后不久，陈永贵的骨灰被运回大寨，沿途很多村民自发送行，有人打着横幅，有人拉着孩子站路边。 老乡们都在说：“永贵大叔回来了。”那个曾经带着全村人修梯田、打井、整山头的农民副总理，如今又回到了他心心念念的山村。 陈永贵的故事很多人听说过，早年他是大寨生产队的队长，带领大家在陡坡上种地，把亩产从两百斤提升到了七百斤。 那时候粮食紧张，全国都在找农业突破口，大寨成了榜样，陈永贵也就被调上来了。 当了副总理后，他还是习惯过简朴日子，住的是普通住宅，工资也只拿生活补助，每月120块钱，够吃够用，他抽烟，但只买三毛一包的烟，还时常给身边人嘱咐：“别浪费，省一点。” 可他也不是没有争议，推广大寨经验的过程中，一些地方并不适合照搬，有的地区土壤、气候完全不同，照着做反而吃亏。 但陈永贵信这一套，不愿轻易改，他在内部会上坚持自己的看法，还跟一些专家争执，晚些年，他也逐渐意识到问题所在，开始不再过问具体政策。 他退休后基本没再出现在公开场合，只偶尔接受采访，有一次，有人问他有没有后悔推广大寨经验，他只说：“我是真心实意想让农民吃饱饭。”这话说得很实在，也很有分量。 他走后不久，有一件事引起了些小范围讨论，他的家人因生活紧张，保留了部分骨灰准备卖掉首饰换学费。 这个细节传出来，不少人又一次提起他的清廉作风。有人感慨：“人家真是没捞着啥。” 而华国锋的那次出现，更让人觉得这段关系不简单，很多年后，有人问起他那天的事，他也没正面回应，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老朋友，送一下。” 这两位老人，经历过那个时代的风雨，也在那个时代画上了句号，他们一个回了大寨，一个从此不再出现在公开场合。 追悼会当天没什么掌声，也没什么标语，但那一身风衣、那一圈绕棺的脚步，已经把话说尽了。 参考资料：《马烽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