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沈阳军区调来了一名副司令员，因为带个“副”字，军区个别干部根本不重视，甚至都不打算准备欢迎仪式，而开国上将陈锡联听说后，愤怒地质问道：“真是胡闹，你们知道他是谁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麻烦顺手点击一下右上角的「关注」，方便日后随时参与讨论、分享观点，感谢您的支持呀！ 1972年的沈阳，军区机关里也吹着一股“新风”,中央要给调来一位新副司令员。原本这样的干部调整是家常便饭，尤其副职，有些干部就犯了个“小聪明”：正职才是“台柱子”，副职来了也就是帮忙，不必上纲上线。结果连基本的欢迎仪式都准备得有气无力，甚至有人悄悄说：“不就多了个副司令，折腾什么？” 这里面其实透着点时代风气。当年部队讲资历讲派系，有些年轻干部或中层，真没意识到“副”字后面藏着什么分量。消息刚传出来，很多人心里甚至琢磨着，副司令调来，是不是要“分权”？可真没人往深里想,以为又是某个普通干部过来镶边。 没想到，司令员陈锡联听说后，脸都拉长了。他是典型的老派红军，湖北红安人，1930年代跟着红四方面军出生入死，解放后搞过炮兵，又管过西南，最后成了东北的大管家。别看平时不多话，这回直接火了。他把几名机关干部叫到跟前，语气很冲：“你们懂不懂规矩？欢迎仪式怎么能随便搞？你们知不知道这个副司令是谁？” 有人支支吾吾：“上头没细说，反正是组织安排的吧……”陈锡联“咣”一拍桌子，直接怼了回去：“你们要是连这个人的来头都不清楚，赶紧去查查简历！要真把人家晾在那儿，丢的不是咱们个人脸，是整个沈阳军区的脸！” 这时候，干部们才有点懵了,难道这位副司令，真有点来头,陈锡联脸色还阴着：“你们去查查北京军区原来的正职是谁！” 新调来的副司令，就是杨勇。说实话，这仨字在军内外那可不是一般分量。杨勇1912年生，湖南浏阳人，十七岁参军，红军出身。抗战时期就已经当师长、纵队司令了。别的不说，他最著名的履历，就是当过志愿军二十兵团司令员，在抗美援朝立下赫赫战功。 建国初期，杨勇做了多年北京军区司令员，后又是副总参谋长，是首都防线的实际主帅。这些“老首长”，其实都是共和国军队的定海神针。只不过后来遇上“文革”风暴，杨勇和许多老将一样，被打倒、靠边站，一晃就几年，差点被历史遗忘。 1972年，落实老干部政策，中央决定把杨勇“解冻”，重新启用。可毕竟职务紧张，正职都被占满了。最后周总理亲自过问，把杨勇安排去沈阳军区，任副司令员。表面是“副”，实际是给沈阳军区压阵。 说起来，这种安排对杨勇来说其实是大材小用，可他本人却很平静。他在家里说：“党给我活干，我就得干好。是正是副不重要，能为国家出点力就行。”这就是老革命、老党员的气度。也许正是有这种心态，杨勇到沈阳军区上任，一点没有大干部的架子，反倒像个新人那样勤勤恳恳、埋头苦干。 可军区里少数人没想那么多，总觉得副职不够分量。陈锡联却知道，这种观念害人不浅。说白了，有些年轻人忘了革命传统，光盯着职位头衔，不看人家为国家、为军队干过多少大事。陈锡联自己资历深、资格老，但对杨勇始终尊重,老首长有担当，脾气直、见解深，尤其懂打仗、懂团结人。 等杨勇一到任，陈锡联亲自带着政委、常委到机场迎接。两人见面没客套什么“上下级”，而是老战友相见，拍着肩膀哈哈大笑。回到机关后，陈锡联马上安排，军事训练、战备方案、作战指挥，一律让杨勇挂帅。他自己则管后勤和政工，分工明确，互相尊重。 有个小细节,一次军区作战会议，杨勇正说方案，底下有人小声议论“副司令能不能拍板？”陈锡联立刻敲桌子：“杨副司令说话就是军区意见，谁有不同意见，上来提！” 结果会议顺顺利利结束，谁都心服口服。 这场小风波，最后让沈阳军区上下明白了个道理：军队里头，讲究的是能不能压住场子、带住兵，不是头衔有几个“星”。杨勇刚到任就跑遍三江平原、松嫩草原、呼伦贝尔，一口气走了几千公里。腿有旧伤，出差还带着拐杖，参谋们都说“杨副司令比我们还拼”。他回来后，又带头优化战备方案，修正防御布局。每次党委会、作战会，陈锡联都请他先发言，军区骨干都渐渐服气了。 其实，这种“身份错位”的安排，在当时是常有的事。中央考虑整体利益，谁资历老、谁威信高，就让谁压阵，有时宁肯“正转副”，但要保证大局平稳。像杨勇这样当过北京军区司令的老首长，到沈阳当副司令员，名义上是降级，实际上是为了东北防线多加一层保险。 陈锡联也是真大度。私底下他对身边人说：“杨勇有本事，我得向他学。别看他现在是副职，以后你们也得以他为榜样。”陈锡联平时带兵严厉，脾气不小，可对这些老干部，发自内心敬重。两人合作一年多，把沈阳军区带得井井有条，上头放心，下面服气。 没过多久，杨勇又被调往新疆军区当司令员，继续发光发热。临走前，陈锡联还特意请他吃饭，两人聊到深夜，说的最多的，就是“军人要记得初心，别只认官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