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敌人奉承，绝非祥瑞之兆。 这背后，只存在两种可能：要么你犯下大错而不自知，敌人是在推波助澜；要么你已成为他们的同谋。
戈尔巴乔夫的经历便是最好的例证。1984年12月，他首次访英，便受到撒切尔夫人的盛赞，称其“魅力十足，风趣幽默”。仅仅四个月后，他便登上了苏联最高领导人的宝座。此后，撒切尔夫人在给里根总统的信中，更是对其赞赏有加，称其“开放、聪明、友善，极具魅力和幽默感”，并表示“确信可以与其合作，事实上，我相当欣赏他”。这与西方国家对苏联领导人通常的冷淡态度形成鲜明对比。苏联民众通过电视直播，目睹了这位“深受西方欢迎、年轻有为、魅力非凡”的领导人形象。西方媒体全力打造了一个“东西方都欢迎的苏联领袖”的公众形象。
戈尔巴乔夫对西方的赞誉如痴如醉，甚至沉迷于一遍遍朗读西方媒体对他的溢美之词，以至于热泪盈眶。他热衷于将自己塑造成改革先锋、民主斗士，在其改革陷入困境时，仍能将“改革心得”著书立传，一时洛阳纸贵。其妻赖莎撰写的一本平平之作，竟也获得美国出版商300万美元的稿酬。美国人对人性的把握精准入微，深谙投其所好的策略。
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戈尔巴乔夫的喜悦发自肺腑，他对自身“功绩”的赞叹和自我陶醉溢于言表。他最关注的并非国家未来和人民福祉，而是西方世界的评价。CNN在其去世后的评论更是耐人寻味：“戈尔巴乔夫在国外比在国内更受尊敬，在西方，他是备受尊崇的结束冷战的诺贝尔奖得主”。
他热衷于在公众面前抛头露面，沉迷于所谓的“民意”，却未能解决苏联官僚体系的腐败问题。在其执政时期，腐败问题达到了顶峰，仅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每年支出就超过400亿卢布。
他的“经济改革”，实则由西方主导，其中臭名昭著的“500天计划”，即在私有化的基础上，计划在1990年11月1日至1992年3月14日的500天内，分四个阶段将苏联经济从计划经济迅速转变为市场经济，也就是所谓的“休克疗法”。这项由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美国情报部门共同制定的计划，以数百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为诱饵，迫使苏联采取激进的市场化措施，最终目的是将苏联经济纳入西方的自由市场体系。
戈尔巴乔夫将经济改革的希望完全寄托于西方七国集团的援助，甚至不惜在政治和经济改革政策上迎合西方。在其六年执政期间，苏联政府外债从130亿美元飙升至1130亿美元。随着经济形势急剧恶化，他多次向七国集团领导人请求财政和经济援助，然而却始终未能获得实质性的支持。
在他的改革下，苏联经济迅速衰败。1987年初，工农业产值开始下降，1989年财政预算首次出现赤字，到1991年彻底崩溃。与1985年相比，经济增长率从2.3%骤降至-11%，黄金储备从2500吨锐减至240吨，外债余额从250亿美元增加到1039亿美元。1990年前十个月，国民收入、工业产值和劳动生产率分别下降3%、0.8%和2%。经济的急剧恶化导致日用品短缺，商店货架空空如也，引发民众强烈不满，1989年前七个月，数百家工厂矿山爆发罢工。“人民排队抢面包”的景象，正是戈尔巴乔夫改革后的真实写照。
最终，在西方的赞誉声中，他亲手葬送了自己的祖国。他对西方的无限热情，换来的只是施舍般的关注。在冷战时期，美国无力通过军事、科技或工业手段战胜苏联，却通过吹捧、扶持和资助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轻松瓦解了这个强大的对手。戈尔巴乔夫见证了美国霸权的衰落，临终前说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美国需要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