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陈景润毕业后分到北京四中教书，学校却因口齿不清辞退他。之后他摆摊租书，艰难度日。然而一个人的出现，却让他得到了去厦门大学工作的机会。 1953年，陈景润从大学毕业，满怀憧憬地被分配到北京四中教书，谁知却因口齿不清被学校无情辞退。生活一下子陷入困境，他只能靠摆摊租书勉强糊口。然而，就在最艰难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了，递给他一根改变命运的橄榄枝——去厦门大学工作的机 陈景润的故事，是一个普通人也能听懂、也能感同身受的励志传奇。他不是那种天生顺风顺水的人，反而是吃了不少苦头才闯出一片天的。1953年，他从厦门大学数学系毕业，那时候他才20岁出头，满脑子都是数学公式和对未来的期待。当时国家分配工作，他被分到北京四中当数学老师。按理说，这是个不错的起点，毕竟能进北京的学校教书，在那个年代算得上体面。可现实给了他当头一棒——因为口齿不清，他讲课学生听不懂，学校觉得他不合适，很快就把他辞了。 这事儿搁谁身上都难受。陈景润一个刚毕业的年轻人，工作没了，收入没了，还得面对别人的议论。他回到老家福建，生活一下子没了着落。为了吃饭，他开始摆摊租书。摆摊这活儿听着简单，其实挺辛苦，每天风吹日晒，还得跟人磨嘴皮子收租金。那时候的他，估计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以后会成为中国数学界的顶尖人物。 不过，命运这东西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就在陈景润摆摊混日子的时候，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王亚南。当时王亚南是厦门大学的校长，也是个有眼光的经济学家。他听说陈景润的事儿，觉得这个年轻人不简单，毕竟能从厦大数学系毕业，脑子肯定差不了。王亚南没嫌弃他口齿不清，反而看中了他的才华，直接把他招到厦门大学去工作。这一步，算是陈景润人生第一个大转折。 到了厦门大学，陈景润终于有了个能发挥自己本事的地方。他当助教，帮着教授上课、搞研究，虽然工资不高，但至少稳定。更重要的是，他开始接触到更广阔的数学世界。1950年代的中国，数学研究不像现在这么发达，但陈景润就是靠着那股子钻劲儿，一点一点往上爬。他研究的是数论，这玩意儿听着高大上，其实就是研究数字的规律，比如质数、整数分解这些，听着枯燥，但对数学家来说是块硬骨头。 后来，又一个大牛级人物走进他的生活——华罗庚。华罗庚是中国数学界的泰斗，尤其在数论领域那是顶级的。他听说了陈景润在厦大的表现，觉得这小子有潜力。1956年，华罗庚把陈景润调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让他专心搞研究。这下，陈景润算是彻底找到自己的舞台了。他开始埋头钻研哥德巴赫猜想，这个猜想简单来说就是证明“每个大于2的偶数都能写成两个质数之和”，听起来不难，但几百年来都没人完全证明。 陈景润为啥能盯上这个硬骨头？一方面是他天生对数学敏感，另一方面是他那股不服输的劲儿。他在北京租了个小屋子，每天就是算啊算，纸上密密麻麻全是公式。那时候条件差，没电脑，全靠手算，他愣是把自己逼成了“计算狂人”。1966年，他发表了那篇著名的论文，证明了“1+2”，意思是每个大偶数都能写成一个质数加上两个质数的乘积。这结果虽然没完全解开哥德巴赫猜想，但已经是大突破了，国际上都炸了锅，外国数学家都说他把这问题往前推了一大步。 当然，他的研究也不是一帆风顺。文化大革命那会儿，研究所也乱成一团，陈景润还被批过“白专”，说他是只顾钻研不关心政治。好在他运气不算太差，有华罗庚护着他，总算熬过去了。1973年，他又进一步优化了自己的证明，弄出了“陈氏定理”，这名字听着就挺牛，实际上也真牛，成了中国数学史上的里程碑。 说到陈景润的性格，他其实挺接地气的。别看他在数学上那么厉害，生活中特别朴实，连件像样的衣服都不舍得买。他那口齿不清的毛病也没改过来，但凡认识他的人都知道，这人不爱说话，可脑子转得比谁都快。他的生活基本上就围着数学转，没啥花里胡哨的爱好，典型的“书呆子”。不过也正因为这份专注，他才能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干出大事。 说到条件艰苦，陈景润那时候的研究环境真不算好。没啥经费，资料也少，很多外文书都看不到。他全靠自己摸索，硬生生啃下那些复杂的数学问题。现在想想，咱们今天搞科研，有电脑有网络，条件比他那时候强太多了。可他愣是凭着一支笔、一摞纸，干出了世界级的成果，这不服不行。 陈景润后来得了帕金森病，身体越来越差，1980年代就退出了研究一线。1996年，他去世了，享年63岁。虽然走得早，但他的名字在数学界是永远抹不掉的。哥德巴赫猜想到现在还没完全解决，可陈景润的“1+2”已经成了通往终点的一大步，后来的数学家都得站在他的肩膀上往前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