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当了干部后，得知毛主席也不喜欢等级制，所以，即使在开会时，仍穿老农民的对襟衣服，包白头巾，不计较什么级别，连工资都不要。回了大寨就和社员一样下地干活，年轻人仍叫他"永贵大叔"，谁能做到这些？他进了北京，儿子、老婆仍留在队上挣工分。山西省有关部门将他全家户口办出来，要他带到北京去。他拍着桌子吼："是谁办的？我不同意，他敢！"结果户口又退了回去。 回想那年冬天，陈永贵从太原开完劳模会回来，整个人跟打了鸡血似的。那会儿他在会上可没少长见识，特别是听说山西老乡李顺达和郭玉恩都拿了全国劳模的金星奖章，还带头办起了合作社。陈永贵心里琢磨：人家能搞，咱大寨为啥不能搞？ 一回到村里，陈永贵就风风火火张罗起办社的事。要说这人也真是有股子倔劲儿，县里明明只批了30户的规模，他非要带着49户一起干。劝退十几户？门儿都没有！那些社员早就尝到了集体干活的甜头，有个别脾气冲的社员直接跟陈永贵撂了狠话："要干就一块干，要不干大家都散伙！"这话听着冲，可陈永贵心里反倒乐开了花——这说明大伙儿信得过他啊。 1953年开春，大寨"新胜农业生产合作社"热热闹闹地挂牌了。那会儿村里可热闹了，除了陈永贵的合作社，还有贾进才、贾寿元、李二和三个互助组，外加几个单干户。陈永贵这人不光能干，还特别会来事儿，专门写了挑战书跟那几个互助组叫板。这一下可把村里的生产竞赛给挑起来了，大伙儿都铆足了劲儿要争个高低。 要说这合作社跟互助组可大不一样。以前各家种各家的地，顶多是互相帮个工。现在可好，土地全归了社里，49户人家的地都攥在陈永贵一个人手里。春种秋收、施肥浇水，全得听他安排。这活儿可不轻松，49个人的心思现在全指望一个人拿主意。更麻烦的是分粮食的事——以前谁家地里收的归谁，现在得算土地股、算工分，账目复杂得很。 陈永贵那时候大字不识几个，记账全靠会计贾承让。这人小时候是个调皮鬼，上学三个月能逃学俩月，剩下一个月还在课堂上睡觉。可陈永贵偏偏看中了他，为啥？就因为这人实在，从来不往自己兜里捞好处。陈永贵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万笔清"，意思是账目再复杂他也能算得清清楚楚。 那会儿大寨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可大伙儿心气儿高。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经常聚在社里商量事儿。陈永贵总爱蹲在炕头上，一边抽着旱烟一边跟社员们拉家常。说到高兴处，他会拍着大腿哈哈大笑；遇到难题时，又皱着眉头吧嗒吧嗒猛抽烟。村里人都说，跟着陈永贵干活，虽然累是累了点，可心里踏实。 合作社刚成立那会儿，村里也不是没有闲言碎语。有些单干户背地里说风凉话，觉得这么多人绑在一块儿肯定搞不好。可到了秋收时节，合作社的庄稼长得比谁都好，粮食产量眼见着往上涨，那些说闲话的人也不吭声了。 陈永贵带着社员们没日没夜地干，硬是把大寨这片贫瘠的土地给整出了名堂。他们修梯田、改良土壤，把一块块"三跑田"（跑水、跑肥、跑土）变成了保水保肥的"三保田"。村里上了年纪的人现在说起来，还清楚地记得那时候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男人们抡着镢头开山凿石，女人们挑着箩筐运土搬石，连半大孩子都跟在后面捡石头。陈永贵总说："咱们苦干几年，给子孙后代留个好家底。" 就这样，大寨的合作社越办越红火，成了方圆几十里的标杆。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陈永贵当初坚持要带着49户一起干的决定是对的。那些被迫退社的农户后来都后悔了，想方设法要重新加入。而陈永贵也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带着大寨人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发展道路。 陈永贵自己也豁出去了，专拣最累的活干。有时候他还会搞点小竞赛："今天咱们看谁锄得快！"他那一套表扬批评的本事也派上了用场，干得好的当场就夸，偷懒的也不留情面。没过多久，合作社的劲头又上来了。 有个社员跟陈永贵说："现在干活反倒不觉得累，就怕歇着耽误工夫。"这话传到县里干部耳朵里，专门跑来调查。那干部临走时拍着陈永贵的肩膀说："老陈，你这社长当得不赖啊！"陈永贵嘿嘿一笑："要不是学了人家的好办法，别说把大寨带好了，我自己都得抓瞎。" 那年的庄稼长得特别好，秋收的时候，金黄的谷穗沉甸甸地垂着头。原先说风凉话的人都不吭声了，那些偷奸耍滑的也铆足了劲儿干活。村里人都说，陈永贵这人有两下子，不光能干，还会管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