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深夜，一通电话把廖承志从办公桌边惊醒，他正昏头昏脑地打着盹，电话响了，他条件反射地抓起听筒，说：“他不在。”可没想到，电话那头传来的是周恩来的声音。 周总理沉了一下，语气陡然变了：“小廖，你怎么能撒谎？要不是急事，谁半夜打电话？”话筒那边顿时安静，廖承志一下子清醒了，站在原地直冒冷汗。 廖承志这人，从小就是在风口浪尖上长大的，他的父亲廖仲恺，是国民党左派大将，主张联俄联共，结果在1925年被暗杀身亡。 当时廖承志才十来岁，目睹父亲倒在血泊中，这一幕成了他一生的心结。 后来，他母亲何香凝继续支持孙中山的路线，跟周恩来、邓颖超等人关系密切，廖承志也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走上了革命道路。 不过他年轻时候也不是省油的灯，留学日本时，他喜欢打球、唱歌，性格活泼，还写文章抨击国民党的腐败，回国后毅然加入共产党，但他这性格也让他吃过不少苦。 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他因不同意张国焘的南下方针，被扣上“特务”的帽子，那时候，谁被打成特务，就等于一只脚踩在鬼门关上，他被戴上手铐，强行押着行军，一路艰难前行。 周恩来和朱德知道后，虽然不便直接翻案，但就用了个“假训斥”的法子，表面上严厉批评他，实则暗中保护他。 过了几天，手铐就悄悄取下来了，党籍也恢复了，这件事以后，他对周恩来的敬重有增无减，说总理是他的“救命恩人”。 解放后，廖承志身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他是中央委员，又在团中央任副书记，处理对台工作、侨务事务，还要带队接待外宾。 他有点“到哪儿都笑呵呵”的风格，工作再忙，也要插科打诨两句，他被人叫“党内的幽默大王”，谁都喜欢跟他搭话，可正因为这样，有时候也显得不够严肃、不够谨慎。 那天深夜，他在办公室加班加到凌晨两点多，太困了，就趴桌上眯了一会儿，电话响了，他反应不过来，脑子一糊涂，就说“人不在”，其实他根本没听清来电是谁。 结果，是总理亲自打的。总理那句话像一巴掌打在他脸上：“你要记住，我们共产党人可以迟到，但不能撒谎，哪怕是善意的。” 廖承志当时就愣住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放下电话，他一下子坐不住了，赶紧把剩下的文件都处理完，连夜把材料做了补充，写了一份检讨。 他第二天主动在团中央的会上做了公开检讨，说：“以后谁要再听见我说假话，随时可以当场指出来！”这话一说出去，很多年轻干部都震住了。 有人说，这比写检查还难看，因为廖承志向来是个开朗的人，从来不在公开场合低头认错。 这件事之后，廖承志变了不少，他讲话还是风趣，但再没有人听见他信口胡说，他做决策、批文件，都格外谨慎。 以前他喜欢在工作中“拉近感情”，和下属、老同志说话都有点“江湖味”。 可自从那次电话事件，他开始强调“要讲规矩”，有人说，廖承志从那个晚上起，不再只是个“会说话的人”，而是个“有担当的党员”。 其实周恩来并没有因此疏远他，相反，那之后，总理更关心他的身体了，廖承志心脏不好，有时候晚上睡不着，总理就交代他身边的秘书：“小廖吃了药就别打电话找他，等白天再说。”而廖承志也用自己的行动，一点点“还清”那通电话带来的警醒。 比如1956年那次接待日方代表，他明明心脏不适，也坚持全程陪同，因为他说：“总理要我去，是信任我。” 又比如1958年，香港事务陷入僵局，他临时奉命前往，出发前什么准备都来不及，他也没说一个“不”字。 到了七十年代，他已经是外交、侨务战线上的老将了，别人见他还习惯说“你是党内的‘老宝贝’”，他笑着摆手：“别叫这个，我是被‘骂’出来的。”话虽玩笑，可那份坚持是认真的，他常对身边人说：“人要有根，根就是讲真话，干实事。” 这话他不是说说而已，有一次，他的秘书在会议记录中擅自简化了一个发言内容，他发现后严肃批评：“一句话能歪解多少意思？文字是有力量的，不能乱省。”秘书后来回忆说，那是廖老唯一一次对他发火，但也是最值得的一次。 廖承志晚年身体每况愈下，可他一直没离开岗位，他说：“总理那年半夜教我的，不光是做人，更是为党做事的底线。”他说这话的时候，坐在办公桌后，眼里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坚定。 这段小插曲，后来并没被写进多少传记，但知情人都记得，那次深夜的电话，是把一个“玩笑型干部”打磨成了真正的老党员的关键一刻。 他没再撒过一次谎，不管是对上级、下属、外宾，还是老朋友，他说过，“我不是完人，可我不能再说假话了。”这话看似朴实，其实很重。 毕竟，说真话，不难；一直说真话，很难，他做到了。 参考资料： 《廖承志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