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谢晋元的遗孀，请求市长陈毅，给她一个房子。陈毅当即下令，把吴淞路466号的房产赠予她。不料，她竟带着几个年轻男子一同入住。
这年的上海，此时这里的街头上还留着炮火熏黑的痕迹，陈毅市长办公室的台历才刚翻到七月。
一位身形瘦削的妇女带着文件袋站在走廊里，她脚上的布鞋沾着泥点，粗布衣袖磨得发亮，唯有挺直的腰板依稀能看出当年的风采。
凌维诚握紧丈夫谢晋元的烈士证书，身后跟着几位头发花白的男人，他们布满老茧的手紧张地攥着褪色的军帽。
时光倒转至1937年深秋，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像座孤岛矗立在硝烟里，谢晋元带着四百二十名士兵死守阵地，仓库水泥墙上密密麻麻嵌着弹片，楼顶用竹竿挑着浸血的衬衣当作军旗。
这些士兵被报纸称为"八百壮士"时，其实每个人兜里都揣着遗书，有位广东籍小战士在墙砖上刻字：若我死了，烦请长官告诉我阿妈，她煲的西洋菜猪骨汤最靓。
谢晋元在黄埔军校当教官时，总爱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军人护国就像老母鸡抱窝，得拿命暖着。"
淞沪会战撤退命令下来时，他主动请缨断后，当时日军在仓库周围架起三十七门火炮，租界里的外国记者用望远镜看得直咂舌："这些中国人连棺材钱都省了。"
可谁都没想到，他们硬是扛了四天四夜，打退敌人十余次冲锋。
捷报传遍全国时，凌维诚正在广东老家种番薯，她收到丈夫托人捎来的家书，信纸被雨水洇湿半边，最后几行字勉强能认："若得凯旋，当与卿共赏龙华桃花；若有万一，盼卿如劲草立于风霜。"
她把信纸折成方胜塞进贴身的荷包，荷包上绣的并蒂莲渐渐被汗水浸得褪色。
噩耗来得猝不及防，1941年清明节刚过，租界里卖报童扯着嗓子喊："孤军营谢团长遇害！"
原来汪伪政权多次劝降不成，买通四人在晨操时下了毒手，谢晋元倒下的那块操场，晚上还被士兵们用鹅卵石拼出"还我河山"四个大字。
凌维诚带着四个孩子挤上开往上海的运煤船时，怀里揣着国民政府发的抚恤金支票。
可到了银行才晓得，那张盖着红章子的纸片早废了，通货膨胀让金圆券比草纸还不值钱。
她在码头帮人缝补衣服，有次给洋行职员补西装，发现内袋里掉出半块压缩饼干，那是丈夫生前部队的军粮。
最苦的时候，她在菜市场捡菜叶子，听见卖鱼档的收音机放《义勇军进行曲》，卖鱼佬跟着哼唱，鱼鳞粘在皱巴巴的胶鞋上。
凌维诚蹲在地上抹眼泪，忽然有人往她竹篮里塞了条小黄鱼，抬头看见个缺了右手的男人慌慌张张跑开，后来才知道是孤军营的老兵，在码头当搬运工摔残了胳膊。
这些散落上海滩的老兵过得比乞丐强不了多少，有个山西老兵在弄堂口摆修鞋摊，工具箱里藏着豁口的刺刀；广东籍的机枪手在澡堂给人搓背，后背留着碗口大的炮弹疤。
凌维诚把自家阁楼腾出来，六七个老兵打地铺睡，半夜咳嗽声此起彼伏，都是当年在战壕里落下的肺病。
1946年夏天特别闷热，凌维诚带着老兵们在郊区开荒，他们在虹桥机场附近垦出二十亩菜地，种出来的卷心菜特别水灵。
有次往国际饭店送菜，厨房大师傅掂着紫皮茄子夸："这菜精神，跟你们种的?"凌维诚笑着指身后挑担的老兵："这些爷叔当年拿枪的手，如今使锄头照样威风。"
好日子没过两年，菜地被强征建高尔夫球场，老兵们抱着冬瓜茄子不肯走，管事的掏出手枪往天上放。
凌维诚拦在推土机前头，风吹起她两鬓白发："要碾就从我身上碾过去，正好找我们团长报道。"
最后还是警察局来了人，看见老兵们胸前的抗战勋章，跺着脚骂征地的人："这些可是四行仓库的兵！"
转机出现在上海解放后的第三个礼拜，陈毅市长收到封联名信，信纸用的是泛黄的《申报》，空白处挤满歪歪扭扭的签名，还有十几个血红的手印。
工作人员到吴淞路实地查看时，凌维诚正在天井里晒萝卜干，竹匾旁边堆着修补过的胶鞋，墙上挂着谢晋元穿军装的照片，相框边别着朵褪色的绸布红花。
政府很快拨下吴淞路466号三层小楼，搬家那天，老兵们把谢晋元的行军床摆在客厅。
凌维诚用旧军装改了几床被褥，晚上听见楼下有动静，举着煤油灯查看，发现独臂的老兵在擦那架生锈的机枪零件。
月光透过窗户洒在金属部件上，泛着和当年四行仓库墙头军旗同样的冷光。
往后的岁月里，这栋小楼成了老兵们的驿站，山东来的要回老家娶媳妇，凌维诚给他包上两斤大白兔奶糖；湖南籍的得了痨病，她天天熬川贝雪梨汤。
最年长的老兵弥留之际，紧紧攥着凌维诚的手念叨："等见了团长，我给他报告，说太太把兄弟们都照顾得妥妥帖帖。"
1983年清明，凌维诚最后一次来到四行仓库，加固后的墙体嵌着八百多枚弹头，她颤巍巍的手指抚过那些凸起的金属，忽然在墙角发现几个模糊的刻痕。
管理员打着手电筒照过去，斑驳的水泥面上显出一行小字："谢团长，下辈子还跟您打鬼子。"
凌维诚把额头抵在冰冷的墙面上，远处苏州河汽笛长鸣，恍如当年八百壮士的冲锋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