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8岁的张学思在学校被老师打了十下手板，张学思哇哇大哭:“我爸是张作霖，我回去就让他毙了你。”这时，大帅府电话拨了进来，老师战战兢兢接起电话，话筒里一个女人说道:“打得好，必当重谢。”
在这年的东北奉天城里，大帅府的四姨太许澍阳正在屋里翻着账本，这女人三十出头的年纪，穿着素色旗袍，头发用木簪子盘得一丝不苟。
外头传来汽车喇叭声，她知道是八岁的六少爷张学思放学回来了，可今天这孩子的脚步声比往常都急。
事情要从半个月前说起。许澍阳特意把儿子送进奉天城里的新式学堂，还跟校长打了招呼别让孩子身份露馅。
这天体育课上，张学思跟同学抢篮球摔成一团，被老师各打了十下手板，这小子当场就嚷着要叫当大帅的爹来收拾人，把老师吓得腿肚子转筋。
办公室电话铃响的时候，体育老师脑门上的汗珠子直往下掉，他战战兢兢拿起话筒，那头传来的不是张大帅的怒吼，倒是个温温柔柔的女声："先生您教训得对，孩子不懂事就该管教。"末了还让副官给学校送了两百块现大洋当谢礼。
这事儿在奉天城里传成了笑话，有人说四姨太这是给大帅府长脸，也有人说她傻，放着现成的威风不摆。
只有许澍阳自己清楚，她是从穷沟沟里爬出来的，最知道什么是"惯子如杀子"。
许澍阳老家在河北宛平乡下，爹是个走街串巷的货郎，1906年闹饥荒时，十六岁的姑娘跟着逃荒队伍到了新民县。
有天在河边洗衣服，正巧碰上张作霖带着马队打猎，要说这姑娘长得不算顶漂亮，可那股子利索劲儿让张大帅多看了两眼，就这么着进帅府当了四姨太。
可进了大帅府的许澍阳没像其他姨太太那样成天抹胭脂打麻将，她缠着账房先生学打算盘，逮着机会就跟教书先生认字。
有回张作霖看见她在抄《三字经》，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骂："女儿家的读什么书？"许澍阳也不顶嘴，第二天照旧捧着书本子看。
等到怀上张学思的时候，许澍阳跟张作霖磨了三个月，非要进奉天女子师范学堂。
张作霖被闹得没法子，拍着桌子说："去去去，别让人说我老张家的姨太太是文盲！"其实心里倒有几分佩服这女人的倔劲儿。
师范学堂三年，许澍阳愣是没让人知道她是大帅府的人，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坐着拉煤的马车去上学，晚上回来还要查孩子们的功课。
她跟孩子们说："咱们家的富贵是枪杆子打出来的，可学问是自个儿长在身上的。"
张学思十岁那年，许澍阳做了件惊动整个奉天城的事，她把四个孩子房间里的地毯全撤了，换上了青砖地。
张作霖听说后跑来质问，许澍阳不紧不慢地回话："玉不琢不成器，孩儿们脚底没沾过地气，将来怎么顶天立地？"
这话后来还真应验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大帅府的人跑得七零八落，十七岁的张学思跟着流亡学生到北平，在街头看见日本人耀武扬威，攥着拳头跟同学说："东北军打不回来的仗，咱们读书人接着打！"
1933年春天，许澍阳在天津租界的洋房里收到封信，信纸上就八个字："儿已南渡，投身救国"。
老太太攥着信在窗前坐了一宿，第二天把攒了半辈子的金镯子当了，换成盘缠托人捎去南方。
要说这张学思还真随了他娘的脾气，放着大少爷的舒坦日子不过，硬是跑到延安吃小米饭。
在抗日军政大学当教官那会儿，有次转移根据地，他把自己骑的骡子让给伤员，跟着队伍走了三天三夜，脚底板磨得血泡摞血泡，愣是没吭一声。
1945年日本投降，许澍阳在北平胡同里听着外头放鞭炮，转头跟老管家说："该给老六准备两身新衣裳了。"没想到等来的是四平街上的炮声。
有从前帅府的旧人劝她给儿子捎信回来，老太太摆摆手："各人有各人的命，我教出来的孩子，走的路不会歪。"
新中国成立那年，许澍阳已经六十三了，政府派人来接她住干部大院，老太太说啥也不肯，非要搬到东四胡同的小院。
屋里就摆着张作霖当年送的梨花木梳妆台，还有张学思从东北寄来的搪瓷缸子。
1955年授衔，张学思当上了海军参谋长，有天他带着海军帽回家，老太太摸着帽徽说了句："比当年你爹那顶大帅帽精神。"说完娘俩都笑了。
街坊邻居都说，这老太太教子有方，六个子女里就数老六最有出息。
许澍阳活到八十七岁，临走前把儿女叫到床前交代："我那个楠木箱子底下，压着你们小时候的作业本。老六那本《正气歌》描红，记得替我捐给师范学校。"
后来人们整理遗物时发现，箱子里除了孩子们的作业，还有张泛黄的奉天女子师范毕业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