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裘锡圭,收到一封信,信是一位叫蔡伟的地摊小贩写来的,裘锡圭看完信后,大吃一惊。
这年,复旦大学古文字研究专家裘锡圭教授收到一封特殊的来信。
只见信封上的寄件地址写着上海某处街道,寄信人栏工工整整写着"蔡伟"二字,职业标注着"地摊经营者"。
当他展开信纸仔细阅读时,拿着信纸的手指微微发紧,这个摆地摊的普通人,竟对他最新发表的学术论文提出了精辟见解。
信的内容集中在论文中某个争议多年的古文字释义上,不仅列举了多个典籍中的用例,还结合出土简帛的书写特征,提出与学界主流观点不同的解释。
他反复研读这封三页纸的手写信件,发现其中论证环环相扣,对古籍的熟悉程度远超普通研究者。
更让他惊讶的是,信中引用的部分文献版本,连他这个专业学者都未曾深入接触。
这一发现让他坐不住了,当即翻出书房里积满灰尘的线装书,按照对方提供的线索逐条查证。
油墨印刷的竖排繁体字在台灯下泛着微黄,纸张翻动声里夹杂着教授时不时的惊叹。
两个小时后,他摘下老花镜,确信这个街头小贩的论证完全站得住脚,某些细节处的洞察力,甚至超过了他带的研究生。
此时在上海虹口区某条背街小巷,38岁的蔡伟正在整理他的炒货摊。
褪色的蓝布篷子下,装着瓜子花生的塑料筐摞得整整齐齐,这个皮肤黝黑的中年男人不会想到,自己半年前在图书馆抄书时萌生的想法,此刻正在顶级学者的书桌上引发震动。
他更不会料到,这封用工厂信纸写的长信,即将改变他的人生轨迹。
实际上,他本人的成长经历与学术圈毫不沾边,父母是上海老弄堂里的普通工人,家里最值钱的物件是用了二十年的五斗柜。
从小学开始,他就对语文课本里的文言文格外着迷,常常蹲在弄堂口的水泥墩上临摹石碑拓片。
可惜严重的偏科让他高考落榜,后来顶替父亲进了胶管厂当工人。
九十年代国企改革浪潮中,工厂倒闭使他沦为下岗工人,只能靠摆地摊维持生计。
每天收摊后,他就去闸北区图书馆的古籍阅览,,管理员都认识这个带着饭盒来看书的男人,常常破例允许他把《说文解字注》借回家。
没有电脑的年代,他硬是用钢笔抄完了整部《尔雅》,二十多个笔记本摞起来有半米高。
有次为了查证某个金文字形,他连续七天蹲守在上海博物馆的青铜器展厅,保安都误以为他是新来的讲解员。
在半个月后,当蔡伟收到回信后,当即在炒货摊上拆开印着复旦大学抬头的信封时,手指上的花生皮屑簌簌落在信纸上。
没曾想教授不仅完全认同他的观点,还邀请他参与某个出土文献的整理项目。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学术认可宛如一剂强心针,让这个街头学者重新燃起希望。
此后三年间,两人保持着每月两封书信的学术交流,信纸上的话题从甲骨文考释延伸到战国简牍缀合。
2003年,研究中心承接了国家重大科研项目,急需熟悉古文字的专业人员,裘锡圭力排众议,将只有高中学历的蔡伟特聘为项目编外人员。
当他第一次走进光华楼办公室时,手里还拎着没来得及放下的炒货布袋。
同事们很快发现,这个"临时工"对《史记》《汉书》的熟悉程度,堪比历史系教授。
在复旦的六年时间里,他白天协助整理马王堆帛书残片,晚上恶补英语和政治理论,项目组提供的宿舍里,英语单词便签贴满了斑驳的墙面。
2009年,44岁他穿着借来的西装参加了博士论文答辩,当他用带着上海腔的普通话阐述上博简文字考释时,台下坐着的评审教授们频频点头。
后来有参与答辩的老师回忆,那篇论文的文献功底,比很多资深研究者还要扎实。
如今在贵州安顺学院的讲台上,蔡教授总爱用自己的经历激励学生,他会指着PPT上模糊的简帛照片说:"当年我在地摊上包炒货时,满脑子都是这些鬼画符。"
台下响起笑声的同时,他总要补上一句:"做学问就像炒瓜子,火候不到就夹生,火候过了就焦糊。"
而他所带领的团队已完成多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他指导的学生在核心期刊发表的论文数量连续三年位列全院第一。
信息来源:复旦大学官网《跨越二十年的师生缘》、安顺学院2021年教师风采专栏《蔡伟:从街头到讲台》、《光明日报》——《小贩博士的学术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