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南京一座法庭上，一个快要被判死刑的男人突然高喊：“陈赓能证明我的身份！”这一声喊，把现场震住了。 这个人叫杨登瀛，是中统的老特务，按说早该判重罪，可他死死咬着一句话，说自己是陈赓安排的，是共产党的人，这不是一般的辩解，这话一出口，整个南京政法系统都紧张了。 杨登瀛生于1893年，广东香山人，他年轻时去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学成归来后在上海当翻译，也做新闻。 因为会日语，人脉又广，很快混进了青帮，跟当时的国民党中统关系密切，表面上看，他是国民党情报线上的骨干，实际情况没这么简单。 1928年，陈赓和陈养山在上海接触他，给他布了一条地下战线的任务。中共那时候搞特科，专门培养内线，杨登瀛就被策反成了其中一员。 他表面上是中统上海情报站的负责人，暗地里却给共产党送情报，那会儿白鑫背叛，出卖了彭湃，引起震动。 杨登瀛第一个向中共特科报告，最终促成了“霞飞路锄奸”，任弼时、关向应在上海被捕，他冒着暴露风险去营救。 还有一次，特科查出有人要暗杀周恩来，他把消息提前送出去，成功预警，救了周总理一命。 这类事情，他干得一点不比电影里演得差，他手下还有好几个打手，掩护行动用的，陈赓后来送过他几根金条，说是做经费，他一分钱没私吞，专款专用。 有时他甚至自己倒贴。，因为身份太特殊，他一直没加入党，哪边都不敢信他，但真正的大人物心里是有数的。 1949年解放后，新政府在全国搞登记，查特务、查叛徒，杨登瀛知道自己身份敏感，早早把住处的档案烧了，可偏偏没主动去登记。 南京公安盯上他，说你是老中统，还查出他以前在情报系统的职务。 1951年，直接抓了他，办案人员按正常流程来，给他定了“死罪”，一审法庭上，他穿着囚服，听着判决，突然冲着审判长喊话：“我是共产党内线，陈赓能作证！”这句话吓得公诉人差点站不稳。 没人敢随便信这事，但也没人敢不信，南京法院院长鞠华觉得不对劲，立刻写信去找陈赓求证。 陈赓那时候人不在南京，有的资料说在云南，有的说去了朝鲜，但回信很快就到了。 他一口咬定：“杨登瀛是我亲自安排的地下工作者，对党有极大贡献。”法院立刻中止执行，重新调查案情。 这一耽搁，案子就起了变化，有人往上反映，周恩来知道后也出面了，他指示说：“这种情况，要再查实，但不要冤枉了功臣。”后来杨登瀛不但被释放，还给了生活补助。 最早是每月一百块，到1956年加到一百五。陈赓亲自到北京车站接他，把他安顿在机关附近，还专门安排人照顾。 杨登瀛一辈子都没喊过什么口号，嘴上也不多说，他不敢回上海，怕有人认出他旧身份，他那套地下工作，除了陈赓，没几个人完全清楚。 他写过几份材料，都是只字片语，字迹潦草，有人让他写回忆录，他摆摆手说：“没必要，说了也没人信。”其实他是怕，怕影响组织保密。 晚年，他身体不好，住在一个老旧的小院子里，1969年去世前，床头还放着陈赓给他的信。 他最后一句话不是跟家人说的，是对着空气念叨：“我不是特务，周总理知道。”没人敢质疑他的话，毕竟连周恩来临终都提过他，说“这个人有功，不能让他吃亏。” 后来有人考证，他一共递交过三百多份情报，救下八九十个中共干部，有些人后来成了将军，有些成了省委书记。 他没去求过他们，也没去见，他说：“他们当年被我救，是任务；现在混得好，是他们自己的本事。” 有件事他从没对人讲过，1934年左右，白鑫叛变前，中统那边有风声说要换人，他差点就被调去重庆。 他当时已经打算牺牲，说如果真去重庆，那我一走就是送死，他在特科组织的建议下，装病、辞职，躲了一劫，他给陈赓写信，说：“任务未完，不能死。” 这种人，活在两面世界里，没人看得出他心里是哪边，可真到生死关头，他一口咬定“陈赓能证明我是谁”，那就是命在信人，他不是信组织文件，不是信政策，而是信人。 几十年后，有记者去采访他侄子，问当年到底怎么回事，他侄子说：“我叔什么都不说，只说有些人该死，有些人不能死，他要替那些不能死的人活下来。” 很多战斗是在战场上的，有些战斗是在办公室里，但还有一种战斗，像杨登瀛这样的，是在黑暗里走钢丝，活着本身就是任务。 他一生没有勋章，没有头衔，也没有组织关系卡，他是个“灰色人物”，也是那个年代里最难得的“明白人”。 参考资料： 《陈赓传》，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