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赵一曼的肚子鼓了起来，旁边的敌人拍了拍赵一曼的肚子，说：“再灌点。”灌完后，敌人握紧一根棍子，猛击向赵一曼的肚子。 1936年，哈尔滨监狱里飘着血腥味，31岁的赵一曼被捆在木椅子上，灰布囚衣渗着暗红色血渍。她的手指头肿得像胡萝卜，指甲盖早被铁钳子硬生生扯掉了，脚趾头还在一滴一滴往下淌血。三天前刚用竹签子扎过的手指头，现在泡在盐水里已经发白。 日本宪兵队的大木桶里泡着辣椒面，旁边搁着铁皮漏斗，两个穿黄军装的看守按住赵一曼的脖子，冰凉的铁器卡进她牙缝。 辣椒水咕咚咕咚往喉咙里灌，呛得她鼻孔冒血泡。肚子胀得老高，军曹举起胳膊粗的木棍往下砸，辣椒水混着血水从她嘴角喷出来。 这个被日本人称作“挎双枪的白马女匪”的共产党员，本名叫李坤泰，生在四川宜宾县的白花场，她家是当地数得着的大户，宅子里养着十几个长工。 7岁那年，家里要给她裹小脚，小姑娘把裹脚布扔进灶膛烧了，光着脚丫子跑进竹林里躲到天黑。 1926年，21岁的李坤泰剪了短发，背着布包袱跑到武汉考进黄埔军校女生队，训练场上扛着汉阳造，打靶能中十环。夜里在煤油灯底下读《新青年》，给老乡们讲“三民主义”。 那年冬天在长江轮船上认识了留苏学生陈达邦，两个年轻人在甲板上看江鸥飞，说着要改造旧中国的话。 第二年，组织上派他们去莫斯科中山大学，莫斯科的冬天冷得能冻掉耳朵，李坤泰得了肺病咳血，还是天天往图书馆跑。 1928年，她挺着4个月身孕坐上了回国的火车，把新婚丈夫留在冰天雪地里。临别时说：“咱们各走各的革命路，等新中国成立了再见。” 孩子生在宜昌亲戚家，是个虎头虎脑的男娃，李坤泰给孩子缝了件红肚兜，兜里塞了张字条写着“宁儿”。 满月酒都没吃上，她就跟着交通员往东北跑，日本人占了东三省，说要建什么“王道乐土”，其实到处修炮楼抓劳工。 在珠河县铁北区，老百姓都管她叫“瘦李”，白天教妇女识字，晚上带游击队钻山沟。有回端了日本人的给养队，缴获两把王八盒子，从此腰里别着双枪。 1935年，300多日伪军围了根据地，赵一曼领着十几个战士打阻击，子弹打光了就扔手榴弹，最后让炮弹皮削断了左腿。 日本人把她关进哈尔滨警察厅的地牢，老虎凳上捆了三天三夜，竹签子扎手指头，烧红的烙铁烫脊梁，昏过去就用凉水泼醒。有个朝鲜籍看守看不过眼，偷偷往她嘴里塞了块糖，第二天就被调去前线了。 在医院治伤那阵子，小护士韩勇义天天来送饭，这姑娘老家在辽宁，爹妈都被日本人杀了。 腊月二十三晚上，韩勇义弄来辆马车，趁着查房的空当把赵一曼裹在棉被里运出城。跑到离根据地二十里地的金家窝棚，让汉奸告了密。 1936年8月1日半夜，赵一曼被押上开往珠河的火车，日本人要拿她“示众”，特意选了县城北门的刑场。老百姓挤在土墙根底下，看见个披头散发的女人昂着头走过来，脚镣拖在地上哗啦哗啦响。 太阳刚冒红，日本宪兵队长举着军刀喊口号，赵一曼突然挺直腰杆，冲着人群喊：“乡亲们别低头！小鬼子长不了！” 三八大盖的子弹从后心穿进去，血溅在黄土坡上，那年头活下来的人说，赵一曼倒下去的时候，天上飞过一群白鸽子。 二十年后，东北烈士纪念馆的同志找到宁儿。那个当年裹红肚兜的娃娃，已经是沈阳拖拉机厂的八级钳工。他在母亲就义的地方捧了把土，装在搪瓷缸子里带回家。现在这缸子摆在哈尔滨的展柜里，标签上写着“抗日女英雄赵一曼遗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