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违背意志的认定（下）：（三）笔者思考有些情绪激动的“专业”人

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违背意志的认定（下）：

（三）笔者思考

有些情绪激动的“专业”人士仍认为，对于性自主权的保护会增加诬告风险，且法院对于熟人强奸的认定偏向采信被害人自述。对此，笔者表示怀疑。

其一，那些担忧被 "诬告" 的 "专业" 人士，或许需要先深入了解强奸罪的司法现状。从一组关键数据说起：2013年联合国针对亚太地区强奸犯罪的调查显示，中国强奸案的立案率仅为25%，远低于亚太地区50%的平均水平。在被控告的性侵施暴者中，仅有24.9%的人被捕，15.6%的人被判刑，这两项数据同样低于亚太地区32.5%和22.9%的平均值。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司法现状？有学者对507份强奸判决书的统计揭示了原因：90%的强奸罪犯罪分子选择如实供述罪行，这并非源于他们更具悔罪意识，而是因为性侵犯罪的定罪高度依赖被告人的自认。在司法实践中，拒不承认犯罪事实的强奸案往往因证据链薄弱而难以定罪，导致大量案件无法进入最终判决环节，施暴者因此逃脱法律制裁。（来源：《强奸罪司法认定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田刚，《法商研究》2020年第2期）

其二，一组关于“诬告率”的国际研究或许可以让这些担心的人群暂时“安心”：美国数据曾显示，强奸案的虚假报案率不到5%，其他案件的虚假报案率约为2%，而当案件由女警察负责时，强奸案的虚假报案率可降至2%，与其他案件持平。这组数据表明，强奸罪的诬告比率并未显著高于其他犯罪类型。

这些数据不仅不能支持“强奸罪诬告率高”的论断，反而促使我们反思另一个问题：在性侵案件的司法实践中，究竟应由谁、依据何种标准来定义“诬告”？当我们在讨论“防止诬告”时，是否更应关注如何完善证据收集机制、定罪标准，打破“自认”困境？

事实上，很多强奸案件在立案环节就容易因证据缺失而无法立案；或者即使能够立案，在审查批准逮捕环节中，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予批捕的情况也很常见，这主要是因为强奸案件特殊的犯罪特点决定了最终定罪的难度。几乎所有国家的强奸案，定罪率都非常低。不同于具有公开暴力特征的斗殴、抢劫等犯罪，性侵案件具有天然的隐秘性特征。案件多发于私密空间——酒店客房、私人住所、车辆等封闭场所的案发率占总量八成以上。这类场所既缺乏公共监控设备覆盖，又鲜有目击证人存在，导致直接视听证据极度匮乏。司法实践中，关键证据往往局限于当事人陈述及微量物证：被害人身体遗留的生物学痕迹、床单上的体液、使用过的避孕工具等。这类证据的时效性极强，特别是生物学证据的DNA降解周期通常不超过72小时，及时提取与鉴定对证据效力具有决定性作用。证据灭失风险在性侵案件中尤为突出。尚不论加害人存在销毁证据的“反侦查意识”，大部分被害人受创伤后应激反应影响，普遍存在"证据保全盲区"。这种本能的"自我净化"行为虽属心理防卫机制，却直接导致微量证据的永久性灭失。

我国法院对于强奸案的审理，目前仍沿用“违背妇女意志+暴力/胁迫”的强制模式，要求被害人通过抵抗痕迹、即时报警记录等行为来还原事件情形，否则易以“证据不足”驳回。实际上，尚未到法院审理程序，在受害人报案时，公安部门就会以“反抗程度”来判断是否立案。这一点尚且和国际上已经普遍形成的认知有较大差距，因此这类人群更不用担心法院会被所谓“仙人跳”所蒙蔽。

目前司法实践大多还是采用“婚姻状态二分法”：正常存续期间推定性同意（白俊峰案），非正常状态（如离婚诉讼）可能构成强奸（王卫明案）。

中国司法对婚内强奸的认定始终与婚姻状态绑定，这与传统文化中 “家和万事兴” 的观念密切相关。根据《刑法》第72条，缓刑适用需同时满足“犯罪情节较轻”“悔罪表现”“再犯可能性低”“社区影响可控”四项要件。本案中，被告人虽在侦查阶段自首且二审期间提交悔过书，但庭审时拒不认罪，其父母拒绝配合社区矫正，导致"悔罪表现"与"矫正条件"两项核心要件缺失。这种严格适用与前文提到的“邓某某婚内强奸案”形成对照，后者因婚姻关系实质破裂、被告人真诚悔罪获得从宽处理。

强奸罪保护的法益是妇女性自主权，并非贞洁观，这是一种妇女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正当性行为的权利。行为人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使妇女处于不能反抗、不敢反抗或不知反抗的状态，违背妇女意志与其发生性关系，构成强奸罪。

国际人权法，比如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CEDAW)，将性自主权定义为 “不受暴力、胁迫的自由决定权”，而麦金农的 “胁迫理论” 揭示：在性别权力失衡的社会结构中，女性的 “同意” 可能被隐性压迫扭曲。本案中，部分舆论对 “处女膜未破裂” 的过度关注，暴露出“贞洁观”对性自主权的扭曲。更有甚者得出这样一种荒唐的结论：如果性行为对女性的贞洁不构成影响，那么法律为何要用强奸罪来保护妇女呢，若按故意伤害来定罪，强奸行为造成的物理伤害远够不上定罪门槛。现对此荒谬之言做出简短驳斥：法律保护的是“按自己意志决定性行为的权利”，而非身体完整性的物理表征。简单来说，强奸罪的构成要素在于违反意愿，而非是否造成身体伤害。这也符合国际“性自主权独立于生理损伤” 的理念。

如何证明违背意志？在具体标准上，国际上普遍采用“明确同意”（yes means yes）原则，即只有当双方明确表达同意时，性行为才被视为合法。

（1）北欧“肯定性同意”规则：如瑞典2018年修法要求行为人必须确认对方积极同意，沉默即视为拒绝。若适用此标准，席某某未取得女方明确同意已构成犯罪。

（2）美国“合理反抗”原则：部分州要求被害人证明“足以使行为人意识到拒绝意图的实质性反抗”，与本案证据强度接近，但有学者批评该标准对体力弱势者不利。

（3）中国“不等于不”标准：要求被害人通过语言/行为明确表达拒绝，本案中拉窗帘、肢体反抗等证据符合该标准。

比较法视野下，加拿大 R v. Ewanchuk案确立的“积极同意原则”（Affirmative Consent）已写入21省司法指引，而我国同类案件司法回应率（从犯罪到定罪）仍远低于1/3。加拿大法院后又确立“持续性同意”原则，强调同意需贯穿性行为全程。若以该标准来看，即使本案中被害人事先同意，中途反抗后男方继续实施性侵行为，男方亦成立强奸罪。

此外，话剧《初步举证》（Prima Facie）揭示的司法困境仍在上演：“反抗不够激烈=你情我愿”的逻辑让全球超三分之二性侵案根本走不进法庭。这部话剧的成功推动了英国法律改革，促使性侵案件审理中“陪审团需优先考虑受害者证词”的条款修订，并被纳入北爱尔兰法官培训及英国警察教育体系‌。剧中主角Tessa作为性侵受害者兼律师，面临与本案相似的证据质疑——私人空间缺乏目击者、生理伤害不明显（事后洗澡）以及与施害人事前关系较为亲密等，但本案通过燃烧窗帘痕迹、淤伤照片等间接证据突破“一对一”证言困局。

当传统 “家和万事兴” 遭遇现代 “身体主权”，当 “贞洁观” 残余碰撞 “性自主权”，必然会引起风波，但这最终不会阻碍司法对正义的追求。因为法治，正是通过每一次具体的事实认定与规则适用，让“人的权利”愈发清晰、不可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