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进士晋升有两条路线，一是久居中央，从翰林跻身内阁；二是外放地方，逐步成为封疆大吏，郑泌昌走的显然是第二条路。他身为嘉靖二十一年进士，曾任职翰林院编修，后外放担任知州等职。 改稻为桑若能成功，于郑泌昌而言，恰似在江南织就一幅锦绣政绩。但入阁门槛颇高，既需政绩支撑，更需权术加持。严嵩父子把持朝政时，能臣政绩常成他们手中筹码，且“非翰林不能入阁”虽非铁律，却也是隐性门槛——郑泌昌虽出身翰林，却无师门根基，在严党体系中不过是外放的“能吏棋子”。 再者，严嵩集团倒台已是大势所趋。即便改稻为桑成功，严嵩年逾八旬，难再久掌大权，严世蕃亦无力接位。郑泌昌此时不过是浙江布政使，往上还有巡抚、总督等职阶，就算改稻为桑事成得以晋升巡抚，离入阁仍有“政绩成色”与“权术火候”的双重天堑。 这般情形，恰似老园丁培育的牡丹虽美，却未必能入皇家花园；海瑞《治安疏》掷地有声，终不过是帝王案头文书。郑泌昌的仕途，在浙江做到巡抚已是极限，入阁之愿，大概率会随严嵩集团的崩塌而落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