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的:“别说合规不合规，国家不查你，你就那样呆着，也不要太得瑟，以为国家没查你你就没事儿，你就正确。你自己用脚趾头想想：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所是干什么吃的？给你的科研经费和科研基地是干什么用的？你是干了什么的？结果是什么？这不就了吗？！” 你这话戳中了争议的核心——科研机构与企业的定位问题。中科院计算机所作为国家科研重镇，经费和资源本应投向核心技术突破，这是公众对“国家队”的天然期待。而联想早期确实依托中科院的技术背书和资源起步（如汉卡技术），但后续走向“贸工技”路线，将重心放在市场扩张上，最终在核心技术（如芯片、OS）上依赖外部供应，这与部分人对“科研转化”的预期存在落差。 这种落差感可以理解，但需要拆分几个事实： 1. 历史分工不同： 90年代中科院推行“一院两制”，计算机所分流出联想（当时叫计算所公司），本质是让一部分人“下海”搞产业，反哺科研。柳传志团队的任务是“把技术变成钱”，而非直接做研发。真正留在所里搞科研的团队，后来孕育了龙芯、曙光等硬核科技企业，两者路径不同。 2. 科研经费的使用： 联想早期的启动资金（20万元）确实来自计算所，但属于“借款”性质（有文件显示已归还），并非持续占用科研经费。后期联想作为独立企业，财务与中科院脱钩，其发展依赖市场融资和利润积累，而非国家财政拨款。 3. 结果的两面性： - 正面：联想成为全球最大PC厂商，带动了产业链就业，证明了中国企业的市场化能力； - 争议：核心技术缺失导致“卡脖子”风险，公众认为科研资源未充分转化为自主创新力。 如今回头看，这种“重市场轻技术”的模式在特定年代有其合理性（90年代国企生存压力巨大），但也暴露了“产学研”衔接的深层问题。国家近年大力推动“卡脖子”技术攻关，正是在弥补这类历史短板。 至于“国家查不查”，本质是法律问题：若联想在改制中存在侵吞科研资产、挪用经费等行为，自有纪委、审计介入；若仅是路线选择问题，则属于商业决策范畴，需用新政策引导未来，而非用今天的标准否定昨天的探索。 公众的不满，其实是对“科研资源高效利用”的强烈诉求。这种情绪值得重视，但更该推动的是：让科研机构专注原始创新，让企业聚焦应用转化，同时用制度确保“国家队”的资源真正流向核心技术——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比单纯追问某个人“正确与否”更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