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怎么管理西藏的？ 1750年的一天，拉萨城内气氛紧张。驻藏大臣傅清以宣读圣旨为名，邀请藏王珠尔墨特那木札勒前来接旨。这位狂妄自大的藏王毫无戒心，径直走进了驻藏大臣衙门。门一关上，梯子被撤，傅清突然拔刀将他杀死。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计划，目的是铲除这位企图叛乱的藏王。然而事情并未按计划进行——珠尔墨特那木札勒的部下卓尼罗卜藏札什从楼上跳出，召集同党围攻衙门，最终傅清、拉布敦被杀，49名清军和77名商人丧命，8.5万两白银被抢走。 这场血腥的冲突成为清朝调整西藏政策的转折点。但要理解这一事件，我们需要回溯到康熙年间。 1721年，康熙帝派遣清军进入西藏，击败了准噶尔汗国的军队，正式将西藏纳入版图。他废除了和硕特汗国和第巴制度，设置三位噶伦——阿尔布巴、隆布鼐和康济鼐共同管理西藏政务，并在西藏驻扎4000军队，修建了康定到拉萨的驿道。 雍正即位后，认为西藏已趋于稳定，于是大量撤军，仅留昌都部队。为削弱噶伦权势，他又增加扎尔鼐和颇罗鼐两位噶伦，形成五噶伦共治局面。颇罗鼐原是拉藏汗秘书，准噶尔入侵时被俘，后与康济鼐在阿里起兵响应清军，因此被提拔为噶伦。 1727年，西藏爆发＂阿尔布巴之乱＂，阿尔布巴、隆布鼐和扎尔鼐联手杀死康济鼐并追杀颇罗鼐。颇罗鼐在阿里重整旗鼓，带领后藏军队进攻拉萨平定内乱。随后，1.5万清军进入拉萨，肃清叛乱分子。这场＂卫藏战争＂结束后，雍正决定永驻西藏，在前藏、后藏和昌都分别驻兵1000人；将藏东的巴塘、理塘划给四川，将藏南的中甸、维西划入云南；在拉萨设置驻藏大臣办事衙门，派两人分别驻扎前后藏，与首席噶伦颇罗鼐共管西藏政务。 颇罗鼐治理西藏有声有色。他整顿吏治，限制贵族权力，取消部分贵族的税收特权。在军事上，他组建了一支骑兵1万、步兵1.5万的藏军，使清军得以减至500人。在宗教上，他对各教派一视同仁，组织刊刻重要经卷，促进了宗教文化繁荣。 乾隆即位后，册封颇罗鼐为郡王，允许爵位世袭，并分别册封他的两个儿子。1747年颇罗鼐去世后，珠尔墨特那木札勒继位，开始排挤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他请求撤走拉萨清军，乾隆竟同意只留100人。他还以抵御准噶尔为名练兵，为叛乱做准备，甚至自立为＂汗王＂。 回到1750年的叛乱平定后，乾隆吸取教训，颁布《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取消藏王，恢复四噶伦共治制度（三俗一僧），提高驻藏大臣权力，增加驻军至1000人。这一系列调整标志着清朝治藏体系的重大转变，从依靠藏王治藏走向更直接的中央管控模式。 在福康安击败尼泊尔后，清朝对西藏的管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1793年，乾隆颁布《钦定西藏章程》，标志着清朝治藏体系的全面完善。然而，要理解这一制度的形成，我们需要回溯到满清与藏区接触的早期。 努尔哈赤时期，清朝就开始通过结好蒙古来间接影响西藏。1615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城东修建七大庙；1621年，他接待了从科尔沁蒙古来盛京的囊苏喇嘛；1629年又接待了内蒙东部巴林与喀喇沁地区的阿兴喇嘛。这些举动表明，尊崇和利用藏传佛教已成为满洲统治者结好蒙古的重要政策。 皇太极继承并发展了这一策略。他在蒙古地区推崇藏传佛教，但在满洲地区则实行限制政策。1637年，和硕特蒙古首领固始汗主动与满清通贡。1642年，在固始汗的邀请下，五世达赖喇嘛和四世班禅派遣高僧入盛京诵经，皇太极以＂不分服色红黄随处咨访＂、＂兴佛法＂、＂兴扶释教＂作为对藏政策特点。 顺治时期，满清对藏政策进一步深化。一方面延续皇太极的满蒙同盟政策，另一方面试图隔绝漠南蒙古与漠北蒙古之间的宗教联系。这种微妙的平衡预示着后来清朝在西藏采取的宗教制衡策略。 康熙帝在尊崇藏传佛教的同时，开始实施分治与制衡策略。他牢牢掌握对大喇嘛的封赠和废黜权，如1693年赐号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1694年册封第司桑结嘉措为＂法王＂、1705年册封章嘉呼图克图，同年册封拉藏汗为＂翊法恭顺汗＂、1713年册封班禅额尔德尼。这些举措显示了康熙帝试图通过宗教制衡来维护中央对西藏的控制。 回到福康安时期，他在击败尼泊尔后，实施了更加系统的西藏管理改革。《钦定西藏章程》中最著名的是＂金瓶掣签＂制度，规定重要活佛的转世灵童认定必须经过中央政府批准，名字放入金瓶中抽签确定。这一制度使得清朝政府成功掌握了西藏宗教大权，从根本上改变了达赖喇嘛的产生方式。 在军政体系方面，福康安改革组建了一支3000人的正规军，由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共同管理。驻藏大臣的权力得到全面扩大，掌握了西藏的行政、司法大权，成为中央政府在西藏最高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