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刘国志被捕，其五哥大惊失色，专程从香港飞抵重庆，递上一张空白支票给

1948 年，刘国志被捕，其五哥大惊失色，专程从香港飞抵重庆，递上一张空白支票给特务头子：“放了我弟弟，金额随你填！”   刘国志生于一个地主家庭，但他选择投身于中国共产党，成为了重庆沙磁区学运特支的书记。1948年，由于叛徒冉益智的出卖，重庆党组织遭受毁灭性打击，刘国志在荣昌被国民党特务捕捉。此时，全国政局动荡，国共冲突达到顶峰，许多共产党员身处险境。   刘国琪的到来在重庆的国民党情报部门引起了一阵不小的波动。作为一个商人，他的专程从香港飞来，且手持空白支票，显示了事态的严重性。他直接找到了负责刘国志案件的特务头子徐远举，一名身材中等、面容冷酷的中年男子。他们的会面安排在徐远举的办公室，一间布置简陋但充斥着文件和地图的小房间。   徐远举站在门边迎接刘国琪，两人的对话简短而直接。刘国琪将一个沉重的皮包放在桌子上，徐远举的目光立刻被吸引。皮包里除了文件和一些个人物品外，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张无字的支票和两块金条。这些黄金在灯光下发出诱人的光泽，徐远举尽力维持着表情的冷漠，但眼中的贪婪难以掩饰。   徐远举试图探询刘国琪的底线：“只要你的弟弟愿意合作，提供我们需要的信息，这一切都没必要。”   然而，刘国琪坚决地回答：“我的弟弟是坚定的共产党员。你我都知道，他不会说的。这些，都是为了他的自由。”说罢，刘国琪将支票推到徐远举面前，他的手稍微颤抖。   对话之后，徐远举带刘国琪去见了刘国志。刘国志被关押在一间昏暗的地下室，房间里充斥着潮湿和霉味，只有一盏昏黄的灯泡发出微弱的光线。刘国志的面容憔悴，衣服破旧，但眼神依然坚定。他被铁链锁在墙上，双手吊着，显然经历了长时间的折磨。   见到五哥，刘国志的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但很快恢复了平静。刘国琪见到弟弟这般模样，心痛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他试图劝弟弟妥协，但刘国志坚决拒绝，他的声音虽然微弱，却充满力量：“五哥，我不能背叛我的信仰和同志。”   徐远举在一旁观察着两兄弟的交谈，不时插话试图说服刘国志，但均被后者冷冷拒绝。这让徐远举感到既沮丧又愤怒，他知道在刘国志身上不能得到想要的情报，于是将希望寄托在了金钱上。   徐远举的办公室里充斥着潮湿的霉味和烟草的刺鼻气息，空间狭小而压抑。墙壁上挂着一张褪色的地图和几张拍得模糊的照片，显示了他参与的数不清的追捕和审讯。办公桌上堆满了文件和各种记录，证明了他多年的劳碌与积极。窗帘紧闭，只有一束光线透过窗缝，斑驳地照在办公桌上。   刘国琪站在桌前，他的心情沉重而复杂。他从皮包中抽出最后一块金条，那金条在灯光下闪闪发亮，像是对他内心的嘲讽。他笔挺地站着，深吸一口气，然后将支票和金条一并放在桌上。支票上他写下了一个巨大的数字，这是他能动用的几乎所有流动资金，他的手在写数字时略显颤抖，显示了内心的紧张与不安。   “这是我的最后出价。请你放了我的弟弟。”他的声音虽低沉但坚定，眼神直视徐远举，试图从这位特务头子的反应中探知一丝希望。   徐远举拿起支票，指尖轻轻摩挲着纸张的边缘。他的脸上带着职业性的冷漠，但眼里不时闪过贪婪的光芒。他在心里权衡着，最终轻声说道：“我会尽力。”言下之意，他们都明白这只是个暧昧的承诺，他的行动仍将取决于更高的命令和更大的利益。   刘国琪退后一步，他知道已经尽力了。尽管他带来了巨额的金钱，但在这个权力的游戏中，金钱并不总是万能的。他黯然离开，心中充满了不安与忧虑。   回到家中，刘国琪焦急地等待消息，但日复一日，没有任何关于弟弟释放的消息传来。随着时间的流逝，国民党在战场上的失败逐渐明显，局势对他们越来越不利。在这种背景下，刘国志作为共产党的一员，他的命运变得越发不明朗。   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曙光初现，刘国志等待着的并非自由，而是审判。那年11月，随着共产党的胜利越来越近，国民党的绝望与残忍达到了顶点。在重庆的某个阴冷的清晨，刘国志被带出了监狱。空气中弥漫着湿土的气息和即将到来的冬日寒冷。他被押往刑场的路上，道路两旁是模糊的树影和朦胧的远山，但他的心思并未在此。   在行刑的最后一刻，刘国志站立得笔直，他的眼神坚定，面对着刽子手。他高声对着围观的群众和同被判刑的同志喊道：“同志们，我们没有玷污党的名誉，我们的死是光荣的！”这句话如同晨风中的呼喊，传遍了聚集人群，也飘向远方的山谷。   这些话语，虽然是告别，却也是一种激励。刘国志的死，虽然悲壮，但他留给世人的，是对理想的坚持和对信仰的忠诚。他的牺牲，成为了新时代的一部分，他的故事和名字，会在那些仍在为理想和信仰奋斗的人心中，生生不息。   刘国琪在得知弟弟的牺牲后，心如刀割，但他也明白，这是弟弟选择的道路，是他坚持的信念。在随后的岁月里，他更加积极地支持新政府的建设，试图以这种方式来纪念弟弟的牺牲和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