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生前最珍爱的东西有三样：学生、手枪和汽车。 受老蒋的影响，戴笠对学生非常重视，视其为培植势力的重要途径。抗战以来，戴笠除了到处开特务训练班，还会从儿童开始培养。 1941年戴笠去东南视察时带回重庆100名难童，搞了个少年模范队，准备进行长期培养。但是这批孩子还没长大，戴笠就摔死了。作为戴笠遗产的一部分，少年模范队的命运极具象征意义，毛人凤、郑介民上位后，无意继承戴笠的遗志，很快就将这批孩子遣散了。 戴笠对于手枪的钟爱，在军统内部无人能出其右。在杨家山公馆里，戴笠有个枪库，钥匙始终在自己手里，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叫何铭去帮他擦枪。在戴笠的枪库里，有用纯金马牌撸子，有名贵勃朗宁，有各种无声手枪，还有钢笔手枪、打火机手枪以及专门给女特务使用的口红手枪。 手枪，是戴笠驾驭军统的一个著名道具。 凡是为军统卖过命的，戴笠在接见时往往会送一支枪；对某个特务委以重任，让某个特务去赴死时，戴笠也会送一支枪。戴笠死后，毛人凤、郑介民、唐纵这批大特务，都没有戴笠那种气质，那些藏枪在他们眼中，不过就是笔私财，很快就被瓜分了。据说，那时候就有特务私下里议论，这些枪不是钞票，是戴老板的徽章，他们这样瓜分，都是无情无义并且无耻的小人。 在戴笠的遗产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众多好车。戴笠活着的时候，对车管理很严格，郑介民、唐纵、毛人凤这些大特务乘坐的都是些又老又坏的车，军统的处长们也都没有专车，甚至老蒋派到军统负责会计财务的经理处长徐人骥，他儿子在重庆结婚，想借一辆好车用一天，戴笠都不同意。 但是，军统各单位要执行搜捕任务，或解押政治犯的时候，他往往要求总务处长沈醉，他们用车，必须有求必应，能派好车就派好车，要多少给多少。 有意思的是，戴笠酷爱汽车，他本人却不会开车，所以在军统内部，给戴笠开车的老司机，修车的老师傅，地位非常特殊，都是绝对心腹。 在重庆，军统车好是出了名的，这里的好不光指豪华，也指军统的车，保养的好，极其不容易出毛病。 戴笠死后，军统内部对这些车的争夺，最激烈，也最难看。 戴笠一死，唐纵向局本部提出的第一件事，便是马上给他配两辆好车。 戴笠的儿子戴藏宜以戴笠“嫡长子”的身份，跑到南京，在遗产继承方面，他首先提出的要求就是要戴笠的两辆派克牌和别克牌汽车，以及戴笠在上海法租界拥有的一座花园洋房。 但是，毛人凤、郑介民不同意，就连军统南京办事处处长李人士也不把戴藏宜放在眼里，为了抢夺戴笠的一辆派克牌汽车，他几乎把戴藏宜扣押起来。 当时，戴笠的棺材还停在中山路灵堂，戴藏宜就跑到灵堂，抚棺痛哭，大闹不止，不仅大骂那些大特务，还要求老蒋重新调查戴笠的死因。 但是即便如此，那辆派克牌汽车还是被李人士夺走了，戴藏宜最后只争到一辆别克牌跑车。 戴笠的舅舅毛宗亮也曾加入对戴笠遗产的争夺，他盯上的是汪伪三号人物周佛海贿赂戴笠的一百根金条，但是在票子、金条的争夺上，军统的大特务们更加凶恶，戴家人根本拿不到。 戴笠一生聚宝，转眼间被瓜分殆尽。 更令人唏嘘的是，戴家后人的境遇。 1946年，戴藏宜向保密局浙江站站长章微寒要求提供给他200支步枪和10支卡宾枪来武装保安特工纵队。该纵队由他本人和叔叔戴云林领导，备有无线电和卡车。当战局急转直下，人民解放军开始进入江山后，戴藏宜企图逃向福建，但是道路早已被封锁。无奈之下，他只好返回保安，与叔叔戴云林一起组织了一个1000人左右的大队。当时，这帮乌合之众分成两股企图突破封锁，但他们早已穷途末路，1949年9月9日，戴藏宜在大溪滩乡刘家山被抓，戴云林于当年12月28日在江西广丰鳌峰乡被捕。 叔侄俩被押回江山三卿口后，经公审被枪毙。 戴藏宜因其与戴笠有几分相像，他那张被公审的照片，清算历史的味道很浓。 作为踩着戴笠尸首上位的毛人凤，戴笠死后，他只做了一件事，还算讲点情义。他向戴笠的母亲蓝月喜隐瞒了戴笠已死的真相，并且模仿戴笠的口气，逢年过节给老太太发电话，直到老太太死去。 在谈论戴笠之死时，有一种观点认为老蒋是戴笠坠机的幕后黑手。老黑以为，这是经不起推敲的无聊的阴谋论，戴笠对老蒋而言，利用价值远远大于威胁。还有一点，戴笠的权势，是建立在对老蒋无限忠诚基础上的，对此，老蒋非常清楚。 正因为如此，1953年当老蒋在台湾刚站稳脚跟后，他便派特务潜回上海，寻找戴笠的后人。当时，戴藏宜的老婆郑锡英带着三个孩子隐匿在上海，特务找到他们后，只办到了四张去香港的通行证。无奈之下，郑锡英只好将次子送人，自己带着两个孩子潜逃到了台湾。 1970年代，戴笠滞留大陆的孙子戴以宏被抓起来，差一点被枪毙，最后他说的一句大实话救了自己。 戴以宏说：“我9岁就进孤儿院，是政府把我抚养成人的。我连戴笠面长面短都不知道！” 因戴藏宜那张被处决前的照片，很多人认为戴笠绝后了，其实没有。 有人说，这是因为戴笠抗日的缘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