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广州沦陷后，两名帮日军＂办事＂的女人留下了这张耻辱的照片。镜头下，两位女子面色圆润，身强体壮，面带微笑坐在板凳上，她们的手臂贴着狗皮膏药袖章，身后还站着几名拿着刺刀的日军。 1938年秋，日军的铁蹄已经踏遍中国大半个版图。在华南战场，日军对广州这座千年商都的包围圈正在逐步收紧，大批日军部队从东江和西江两个方向向广州挺进。 日军的战机每天都在广州的上空盘旋，投下的炸弹让这座城市伤痕累累。城区内的主要建筑、工厂、码头都成为了轰炸的目标，城市的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 随着战事的日益紧张，广州街头巷尾弥漫着一种沉重的气氛。日军飞机的轰鸣声和防空警报的尖啸声，让这座繁华的商业都市陷入了恐慌。 大批民众开始携家带口逃离广州，有的往粤北山区逃难，有的往粤西地区转移，还有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选择前往香港或内地后方城市。据统计，这场大逃亡中涉及的难民数量超过70万人。 在这个危急时刻，广州的民众面临着两种不同的选择。绝大多数人选择了坚持抗战，他们宁可放弃在广州的家业和安逸生活，也要远离日军的统治。 然而，也有一小部分人开始蠢蠢欲动，他们暗中联系日军，准备在广州沦陷后充当日军的走狗。这些人中既有一些地方上的商人，也有一些社会底层人员。 1938年10月12日，日军对广州发起了最后的总攻。城内的形势急转直下，大批难民在逃难途中哭声震天，带着简单的行李在乡间小道上跋涉。 随着日军的步步紧逼，广州市区内的秩序开始崩溃。一些不法分子趁机打砸抢烧，有的趁火打劫，有的借机发国难财。街头巷尾弥漫着一种末日般的恐怖气氛。 而那些准备投靠日军的汉奸们，则开始在暗地里活动。他们收集情报，为日军的进攻提供便利，甚至还在城内散布各种谣言，企图瓦解民众的抗战意志。 1938年10月21日，日军占领广州后，立即着手建立新的统治秩序。他们采取了一套＂以华制华＂的统治手段，扶植本地汉奸建立傀儡政权。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日军就在广州成立了＂广东治安维持会＂这个临时机构。这个机构由广东本地的汉奸彭东原担任委员长，吕春荣担任副委员长，他们都是操着一口广府话的本地人。 在这个历史时刻，有一张照片记录下了汉奸们的丑恶嘴脸。照片中，两名女性坐在日军的汽车上，担任向导的角色。她们的面容丰润，衣着光鲜，脸上挂着谄媚的笑容。 这两名女性手臂上贴着日军发放的袖章，这种袖章被民间俗称为＂狗皮膏药＂。在当时的广州，这种袖章就是汉奸的标志，代表着他们已经投靠了日本人。 日军为了稳固统治，给予这些汉奸优厚的物质待遇。他们可以获得特殊的食物配给，在物资紧缺的战时也能过上相对优越的生活。 与此同时，日军还在广州实行＂分而治之＂的策略。他们利用一些本地汉奸充当他们的耳目，搜集民间情报，监视抗日分子的活动。 这些汉奸中，有的担任翻译，有的负责带路，有的则在日军的宪兵队中当差。他们成为了日军统治广州的重要工具，在压迫自己的同胞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日军为了让这套统治体系更加＂合法化＂，还在1940年正式成立了伪广东省政府。这个傀儡政权表面上由中国人管理，实际上完全听命于日本人。 在这个新的统治秩序下，那些投靠日军的汉奸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力。他们可以随意欺压普通民众，甚至可以借日军的威势敲诈勒索。 而那些不愿意与日军合作的普通市民，则要面对日军和汉奸的双重压迫。他们的生活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每天都要提心吊胆地过日子。 日伪政权统治下的广州，表面上恢复了秩序，实际上却暗藏着无数罪恶。日军宪兵队在市区内设立了多处刑讯室，每天都有大批市民被抓捕审讯。 残酷的刑讯手段让整个城市笼罩在恐怖的阴影之下。尤其是在小北路一带，日军的暴行更是令人发指，有农户全家因反抗日军的凌辱而惨遭杀害。 更为可怕的是，日军在广州秘密设立了8604细菌部队，也就是所谓的＂华南731部队＂。这支部队专门研究和制造细菌武器，其罪行之残暴令人发指。 他们利用一些汉奸，伪装成难民或乞丐混入民间，携带装有致命细菌的容器投放到水源中。这些细菌包括霍乱、鼠疫、白喉等多种致命病毒。 在日伪政权的纵容下，广州的社会风气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各种烟馆、赌档如雨后春笋般在城中冒出，特别是在海珠南、小北、维新、大南等地区。 这些场所不仅成为日军和汉奸寻欢作乐的地方，更成为他们搜刮民财的工具。许多普通市民在这里输掉了全部积蓄，家破人亡。 日伪政权还强制推行亲日文化活动，企图从精神上摧毁民众的抗战意志。他们强迫学校教唱亲日歌曲，举办各种亲日集会。 在这种扭曲的社会环境中，一些汉奸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他们不仅帮助日军迫害同胞，还参与了日军的细菌战计划，成为杀害同胞的帮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