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功德林”关押8名黄埔一期生，唯独1人最终被枪决

北京德胜门外，有一条街，叫功德林路。这条街上有一座古庙，庙的名字是功德林。清朝光绪年间，这座庙里设过施粥的棚子。1902年，清廷在这个地方创办了京师习艺所。到了民国时期，这处地方先后改成了宛平监狱、北平第二监狱。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挂上了一块新牌子，叫北京战犯管理所。因为庙的老名字是功德林，大家还是习惯叫它功德林监狱。

功德林高墙里面，关着上百名原国民党高级军官。这些人里面，有八个人的情况很特殊，他们是曾扩情、黄维、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周振强、李仙洲、邓子超。这八个人，全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毕业生。他们以前是同学，后来又住进了同一所监狱。很多人都在等着看，这八个人最后会走上什么样的路。

食堂里的午饭时间，平时是很安静的。战犯们排队打饭，坐下吃饭，很少互相说话。可这一天，气氛不太对。土木系的黄维端着饭碗坐下，军统系统的董益三碰巧坐在了离他不远的地方。

黄维和董益三之间，本来就有很深的旧怨。董益三在军统做事很多年，黄维一直很讨厌军统的人，他觉得这些人只会打小报告，害死了很多前线军官。在功德林里面，黄维以前也在学习会上当众提过，他瞧不起那些靠告密往上爬的人。

这一回，董益三先张嘴说了几句话。黄维的火气就冲上来了。他把筷子往桌上用力一放，对着董益三骂了一句很难听的话。两个人当场吵了起来，旁边的战犯也分成了两拨，互相指责。管教干部赶到后，才把场面控制住。

这场争吵，把国民党里面延续了几十年的派系仇怨，摊在了所有人面前。就算都做了阶下囚，他们心里的那堵墙，也还是很难拆掉。

功德林里的战犯，成分很复杂。这些人以前分属不同的派系，彼此之间积怨很深。平时在管理所里一起学习、一起劳动，表面上还算过得去，可一旦有了摩擦，旧日的恩怨就会翻上来。管理所的干部心里清楚，要让这些人真正放下过去的对立，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八名黄埔一期生里面，邓子超这个人的经历很不一样。抗战那几年，邓子超打过一场硬仗，就是庐山保卫战。

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他带着江西省保安第三团和第十一团，死守在庐山上和日军拼命，掩护主力部队撤走，打得日军迟迟攻不上山头。这段经历，让他一直认定自己是对国家立过功的。

被关进功德林后，邓子超的抵触劲头比谁都大。管理所组织学习，他公开顶回去。管理所要求写悔过材料，他一个字都不动笔。他还在私下里跟旁边的战犯讲，不要相信那些改造的讲话，要想办法逃出去。

管理所的干部找邓子超谈过很多次话，劝他要把眼前的形势看明白。邓子超根本听不进去。他把干部对他的耐心，看成了管理所拿他没办法。他开始在暗地里联络几个战犯，准备找机会翻墙逃跑。这件事，触碰到了功德林的底线。

功德林对待战犯，有一套很清楚的规定。肯接受改造的，不但给你机会，管理所还会全力做好后勤工作。黄维在监狱里得了很重的结核病，管理所当时手里有非常稀罕的青霉素，直接就给他用上了。黄维身体太虚，需要补营养，管理所又给他配发了牛奶和鸡蛋。这些东西在物资很缺的那个年代，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拿出来的。

对待邓子超，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邓子超的问题，已经不是他脑子里的想法顽固不顽固的事了，而是他开始用行动直接去对抗监狱的规矩，破坏整个管理所的秩序。

管理所把他列成了重点关注对象，接着做他的思想工作，他照样不改自己的那套做法。邓子超最后因为严重违反了管理所的纪律，被处决。在功德林关押的八名黄埔一期生里面，只有他一个人没有等到特赦那一天的来到。

时间到了1959年。这一年的12月，国家发布了第一批特赦战犯的命令。功德林里面有十个人获释，其中黄埔一期生占了四个。

杜聿明在这四个人里面，名字最响。他指挥过昆仑关大战，也带过中国远征军出兵缅甸。关押期间，杜聿明是接受改造的积极分子。他主动把自己的问题交代清楚，还动手写了不少关于国民党军队的历史资料。宋希濂也在这一批获释的名单里。宋希濂在改造期间态度很老实，学习也肯下功夫。跟他们一起走出功德林的，还有曾扩情和周振强。

这四个人离开功德林后，先后进入了政协系统，干起了文史资料研究专员的工作。以前拿枪带兵的手，现在拿起了笔杆子。他们亲身经历的战场往事，变成了有价值的史料。

第一批特赦之后，又过去不到一年的时间。1960年，第二批特赦战犯的名单又公布了。黄埔一期的范汉杰和李仙洲，这一回也走出了功德林。

范汉杰是在辽沈战役中，在锦州被俘的，被俘的时间是1948年10月。李仙洲是在莱芜战役中被俘的，被俘的时间是1947年2月。两个人被俘的时间差了一年多，可都在功德林里经历了漫长的改造日子。他们获释之后，同样是进了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去做整理史料的工作。

六个人都已经先后走出了功德林的大门。高墙里面，只剩下了那个叫黄维的黄埔一期生。

黄维的顽固，在整个战犯管理所都是非常有名的。他不肯认罪，也不肯接受改造。他把自己的全部精神，都投进了一件和军事、和政治都挨不着边的事情上去了，那就是研究“永动机”。管理所的干部跟他讲过不止一次，这条路根本走不通，他全当耳旁风。别人都在低头写交代材料，他趴在桌子上画图纸。别人都在参加学习讨论，他在那里埋头算他那套数据。

就算顽固到了这个地步，管理所对他的基本生活和看病治疗，也是一点都没有放松过的。他生了病，照样安排医生给他看。他身体需要营养品，照样给他配发。一年又一年过去，黄维是功德林里一直留到了最后的那一批人。

1975年3月，国家决定特赦所有还在押的战犯。黄维的名字，挂在了这最后一批特赦人员的名单上。走出功德林的时候，黄维已经在里面呆了整整二十七年。出去以后，他也被安排进了全国政协，做了一名文史专员。到这个时候，功德林里关押过的八名黄埔一期生，除了早年就受到惩处的邓子超，剩下的七个人，最后都得到了安稳的晚年。

很多很多年以后，功德林路改了名字，变成了新康路。当年的高墙和大铁门，全都找不见踪影了。那七个活下来的黄埔一期生，有的留在了北京生活，有的搬去了别的地方，还有人去了美国，都是带着晚年该有的体面，走完了一生。他们写下了大量的回忆录和史料，这些文字到现在还能查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