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在敦煌戈壁滩上，一名中年男子正骑马追逐，他追逐的，竟然是妻子与她私奔的情人，然而，男子不慎从马背上跌落，昏迷不醒，两天后苏醒过来，他却惊愕地发现自己竟然被“离婚”了，原来，妻子已经在兰州的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声明，公然宣布与他离婚。 1936年，常书鸿在法国塞纳河畔的一个书摊，看到一本名为《敦煌石窟图录》的书，他翻开书，那些精致的画，将他带回了遥远的故土。 他惊叹道：“原来，我祖国的绘画艺术竟如此辉煌灿烂，而我却一味地沉浸在西洋文化中，真是愚昧至极啊！” 瞬间，他毅然决然地作出了选择，回国奔向敦煌，他决定让妻子陈芝秀和女儿留在巴黎，而他则义无反顾地踏上回国的征程。 1942年，国民党重庆政府正筹备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时任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极力推荐常书鸿担任筹委会副主任。 筹备研究所的过程中，资金与人力匮乏，而主管部门象征性地拨付了一点经费，冷漠地丢下了一句：“组织经费有限，其他自己解决。” 常书鸿被逼无奈，只得变卖家中的家具，更将自己的40余幅油画举办画展，筹集到五万块的资金。 在探讨研究所的选址问题时，一些官员出于个人利益的考量，提议将研究所设立在兰州。 对此，常书鸿坚决地表示：“兰州距离敦煌有1200公里，这样的距离怎么确保研究的深入和保护的及时？我们必须选择就地设址！” 尽管常书鸿的这一观点得到了于右任的赞同，但却不幸地惹恼了那些官员，因此，当常书鸿在后续寻求人员调配、图书器材以及绘画材料等支持时，这些人纷纷选择置身事外，不予配合。 1943年，常书鸿与五名同伴，携带着有限的装备，跳上了一辆陈旧的敞篷卡车，踏上了通往敦煌的征途。 然而，当他们抵达敦煌时，所面临的困境远比预想中的更为严峻和复杂。 他们初来乍到，首要任务便是治理沙漠，在清淤积的沙土时，他们计划筑起一道土墙，将石窟环抱其中，以抵御风沙侵袭。 常书鸿向敦煌县的陈县长提出了这个建议，然而，陈县长却以讥讽的口吻回应道： “常先生，您真是书生意气，这里漫天黄沙，哪里来的泥土建墙？” 然而，常书鸿并未因此气馁，他四处奔走寻找解决之法。 几天之后是千佛洞庙会，他无意间瞥见饭馆的伙计们正在用沙土堆砌起一堵矮墙，这一幕让他瞬间领悟到了解决问题的可能。 千佛洞的水源，其碱分含量出乎意料的丰富，当沙子被这样的水浇灌并夯实后，竟然可以构筑成坚固的墙体，常书鸿发现了这一点，便迫不及待地邀请陈县令前来一探究竟。 然而，陈县令却面露难色，坦言县府财政紧张，无力支持这项工程。面对这一难题，常书鸿迅速提出解决方案：他愿意先从县府借款，待上级拨款一到，立刻如数归还。 为了进一步打动陈县令，常书鸿还承诺，一旦工程完成，他将为陈县令精心绘制一幅千佛洞的风景画，以作纪念，陈县令终于点头答应，施工得以顺利展开。 然而，在施工期间，民工们纷纷逃离，甚至连与常书鸿素来亲近的工人也选择不辞而别。 原来，陈县令不仅贪污公款，将民工的工资中饱私囊，还拒绝支付任何报酬，更过分的是，民工们每天的伙食都需要自备。 面对这不公现象，常书鸿虽然愤怒难当，但他选择了冷静应对。他坚决要求陈县令制作一份详细的民工花名册，并确保土墙工程得以妥善收尾。 之后，他将按照这份花名册为每位民工发放应得的报酬，陈县令在面临常书鸿的强硬态度时，不得不妥协。 他深知，如果拒绝执行，常书鸿将向上级部门揭露他的罪行，因此，陈县令最终答应按照常书鸿的要求行事。 常书鸿的正义之举，不仅赢得了民工们的尊敬和感激，也为整个工地树立了正义和公平的风气。 不久之后，常书鸿入驻敦煌的消息迅速传开，他的学生们纷纷从后方赶来，加入他的行列，共同支持他的事业，与此同时，他的妻子陈芝秀也圆满完成学业，回国并抵达了敦煌。 1945年，常书鸿聘用了一位小军官，负责打理各项杂务，巧合的是，这位小军官竟然与陈芝秀是同乡。 然而，在小军官入职后不久，陈芝秀突然声称自己身体不适，坚决要求前往兰州治疗，自此，她便杳无音信，而那位小军官也仿佛与她一同消失了般，也杳无音讯。 董希文是常书鸿的学生，他以一种委婉的方式透露了一个消息：“老师，恐怕师母不会再回来了。”他递过一叠信件，陈芝秀显然已对这里单调而艰辛的生活心生厌倦，不愿将自己的余生埋没在这无垠的黄沙之中。 常书鸿如遭晴天霹雳，疾驰而去，却不幸落马，从昏迷中苏醒后，他魂不守舍地重返敦煌莫高窟。 正当常书鸿陷入绝望之际，一个消息传来：国民党教育部竟下令撤销敦煌艺术研究所，将石窟的控制权转交给敦煌县政府，多年付出的心血可能付诸东流，常书鸿情急之下致信于右任寻求支持，却杳无音讯。 然而，在他心灰意冷之际，他意外地收到了周恩来、林伯渠等共产党人的回信，他们对他的工作表示了坚定的支持与崇高的赞扬，这重新点燃了他的信念，他坚决地选择留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