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杀安倍的山上彻也，审讯时说：如此努力的我，为何落得如此下场......

01

1980年，山上彻也生在日本三重县。

那时候，日本的收音机里放的都是松田圣子，电视里演的是追捕，大街上跑的都是崭新的丰田车，人人都觉得好日子还在后头，长着呢。

山上一家，就是这好日子里头最体面的那拨人。

他爹，是个正经从京都大学工程系毕业的高材生，脑子活，手里有技术，自己开了家建筑公司。他妈，山上洋子，更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富家小姐，娘家也是搞建筑的，家底比山上家只厚不薄。

山上彻也的童年，就像那个年代所有中产家庭的广告画一样，干净、漂亮、什么都不缺。

家里有哥哥，有妹妹，父亲身上总有一股淡淡的烟草和墨水味，母亲的衣柜里挂满了当时最时髦的裙子。

山上彻也从小就聪明，话不多，但事儿看得明白。他知道，这个家是靠他爹那双画图纸的手，和他外公那个永远有活儿干的工地撑起来的。

这个家，就像一栋刚刚盖好的房子，地基扎实，窗明几净。

可房子再结实，也架不住地底下闹龙王。

80年代中后期，日本那疯涨的楼市就像个吹过了头的气球，眼瞅着就要炸了。

山上彻也的爹，就是无数被这气球带到天上去，又被狠狠摔下来的倒霉蛋之一。公司的项目越来越少，银行的催款电话越来越多。

晚上，山上彻也常常能透过书房的门缝，看见他爹一个人坐在桌前，桌上摆的不是图纸，而是一瓶三得利的威士忌和一摞厚厚的账本。

烟灰缸里掐灭的烟头堆成了小山，那股呛人的味道，就是这个家开始腐烂的味道。

家里的另一头，客厅里，却是另一番光景。

他妈，山上洋子，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迷上了一个叫“统一教”的玩意儿。家里开始频繁地出现一些陌生人，他们管彼此叫“兄弟姐妹”，聚在一起祷告，唱一些听不懂的歌。

他们说，世间的一切苦难，都是神对信徒的考验。

山上彻也记得很清楚，有一个晚上，他爹喝多了，通红着眼睛冲进客厅，一把将桌上的《原理讲论》扫到地上，冲着他妈和那帮教友吼：“考验？我的公司要破产了，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来，这也是考验？洋子，你醒醒！我们家要完了！”

他妈洋子，脸上没有一丝波澜，她只是平静地扶起那帮受了惊吓的教友，轻声说：“亲爱的，这正是我们需要奉献的时候。把一切交给文鲜明大人，他会拯救我们的灵魂。”

爹的脸上，愤怒瞬间就没了，只剩下一种彻骨的，死灰一样的绝望。两个人的空间，一个在人间挣扎，一个在所谓的天国里漂浮，中间隔着一条谁也跨不过去的河。

1984年，河岸塌了。

日本的房地产泡沫“嘭”的一声，碎得稀烂。

山上家的公司，一夜之间，从资产变成了天文数字的负债。

他爹没撑住。

那年年底，一个阴冷的下午，他爬上了一栋还没完工的高楼，那是他自己公司接的最后一个项目。

他从楼顶跳了下去，没留下一句话。

爹的死，换来了一笔6000万日元的人寿保险金。

这笔钱，是拿命换来的，是留给他们兄妹三人活下去的本钱。可对山上洋子来说，这笔钱是她向“神”证明自己虔诚的最好祭品。

葬礼刚过没多久，洋子就取出了2000万，眼睛都不眨一下，就捐给了统一教。

她跟孩子们说，这是为了给他们的父亲赎罪，让他死后的灵魂能升入天国。

山上彻也看着他妈那张因为狂热而容光焕发的脸，第一次感觉到，眼前这个女人，已经不是他妈了，是个被什么东西抽走了魂儿的怪物。

家没了，钱也没了，洋子带着三个孩子回到了奈良的娘家。

外公看着自己女儿这副德行，气得说不出话，但终究不忍心看着三个外孙流落街头。

在外公的庇护下，日子总算还能过。

可洋子就像中了邪，变本加厉。她把外公家当成了教会的联络点，把外公的钱一笔一笔地“奉献”出去。

1998年，外公去世了。

这个家最后的顶梁柱也倒了。

外公在遗嘱里留给了洋子两处房产，那是给孩子们最后的保障。

洋子拿到房产证的第二天，就找了中介，把房子卖了。到手的4000万日元，一分没留，全塞进了统一教的功德箱。

至此，山上彻也的那个黄金鸟笼，被他亲妈，一根一根，亲手拆了个干净。

笼子没了，可他们兄妹几个，也早就没了飞的力气，直挺挺地摔进了深渊里。

家徒四壁，这四个字砸在山上彻也的头上，比他爹从楼上掉下来那天，感觉还要重。

山上彻也天生就是块读书的料，脑子比谁都转得快。

高中毕业，他拼了命地学，愣是把自己送进了同志社大学的门槛。

这学校，放在全日本，也是响当当的名校，相当于中国的985。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他觉得天总算要亮了，他能靠自己，把这个烂成一摊泥的家重新扶起来。

可现实给了他一记更响亮的耳光。

他没钱交学费。

他去找他妈，那个名义上的母亲。

洋子正在家里跟教友们学习教义，看见他进来，眼神里没有一丝母亲该有的温度。彻也攥着通知书，声音都在抖：“妈，我考上大学了，学费……”

洋子打断了他，脸上带着一种悲天悯人的微笑：“彻也，物质世界的一切都是虚幻的，真正的财富在我们的精神里。你应该向神祷告，而不是来找我要钱。”

那一刻，山上彻也心里最后一丝对母爱的幻想，彻底死了。

山上彻也没去学校报到，那张能改变他命运的纸，被他撕得粉碎，扔进了垃圾桶。

梦想，这玩意儿，是有钱人的消遣。

对他来说，活下去才是正经事。

哥哥的癌症越来越重，妹妹还在上学，养家的担子，不由分说地压在了他这个还没成年的肩膀上。社会上能干的活儿，他都干遍了。

工地搬砖，饭店刷盘子，便利店站夜班。

但他挣的钱，就像往一个无底洞里洒水，连个响儿都听不见。

2002年，经人介绍，他进了海上自卫队。

不是为了保家卫国，那玩意儿太空了。

山上彻也就是为了那份稳定的薪水，为了能让他哥多吃几片药，让他妹的午餐费有着落。

在“松雪舰”上，他是个没编制的低级自卫官，干着最累的活。

但他不抱怨，他把所有的劲儿都用在了学习和训练上。

山上彻也玩命地考上了海上自卫队第一术科学校，想着有了技术，就能有个好前途。

可家里的那个窟窿太大了。哥哥的治疗费是个天文数字，妹妹也要花钱。

他的工资，扣掉借贷的利息，所剩无几。

最穷的时候，他背着一百多万日元的贷款，每天晚上躺在狭窄的行军床上，睁着眼，想的不是姑娘，不是未来，是怎么才能搞到钱。

人被逼到绝路上，什么邪招儿都能想出来。

2005年2月，他干了一件这辈子最混蛋，也最悲壮的事。他给自己买了一份高额的人寿保险，受益人是他哥哥和妹妹。然后，他躲在一个没人的角落，拧开一瓶汽油，像喝水一样，咕咚咕咚地灌了下去。

山上彻也想用自己的命，做最后一笔买卖，给这个家换点钱。

胃里像着了火，烧得他满地打滚。他以为自己死定了。可老天爷偏要跟他开玩笑，他没死成，被人发现，抢救了回来。命保住了，但因为这次保险诈骗，他被自卫队干脆利落地开除了。

从鬼门关爬回来的山上彻也，鼻青脸肿地站在社会的烂泥地里，一无所有。

山上彻也没有倒下，他得活着，为了哥哥和妹妹。他开始疯狂地考证，吊车驾照、理财师资格证、建筑宅地交易师……只要是能挣钱的本事，他都去学。

那些证书一张张贴满了出租屋的墙，像是一个男人在跟命运搏斗时，被打掉的一颗颗牙。

这些年，唯一给他一点暖气的，是他的伯父。

伯父是个律师，当年楼市泡沫破裂时，他没像彻也的爹那样去跳楼，而是捡起了法律书，硬生生把自己从一个建筑商逼成了一个律师。

伯父时不时地接济他们兄妹，前前后后加起来，给了他们两千多万日元。

有一次，伯父把他叫到自己的事务所，昏暗的灯光下，伯父的脸显得特别疲惫。他递给彻也一个信封，里面是厚厚一沓钱，然后点上一根烟，说：“彻也，你很聪明，也很努力，这我都知道。但你要明白，你要对抗的，不只是贫穷，而是你母亲心中那个已经吞噬一切的魔鬼。那个东西，靠你一个人，是打不败的。”

山上彻也捏着信封，看着伯父吐出的烟圈，点了点头。他那时候就明白了，他的敌人，从来都不是生活本身。

可明白归明白，日子还得过。

日本的经济就像个得了慢性病的老头，一直不见好。他有再多的证书，也只能在人才市场里找到一份又一份的临时工。他像一颗螺丝钉，今天被拧在这家工厂，明天又被换到那个仓库，拼尽全力地转动，却发现自己根本没在前进，只是在原地打转，直到把身上的螺纹都磨平。

这十年，他就像一个孤独的拳手，一次次被现实KO，又一次次摇摇晃晃地站起来，鼻子里流着血，眼睛肿得只剩一条缝，却还在朝着那个看不见的对手挥舞着拳头。

02

2014年，一道光，像是耶稣显灵一样，照进了山上彻也那间十几平米的出租屋。

他的律师伯父，花了几年时间，到处搜集证据，跟统一教那个庞然大物硬碰硬地打官司，竟然奇迹般地打赢了。

法院判决统一教退还洋子当年捐赠的一部分钱财，整整5000万日元（在当时折合人民币约千万元）。

拿到钱的那天，山上彻也感觉自己像是在水里憋了几十年，终于能浮上水面，狠狠地吸了一大口气。

这笔钱，不是一串数字，是命。是他哥的命，是他妹的未来，是他自己后半辈子能挺直腰杆做人的希望。他甚至开始计划，给哥哥换更好的医院，让妹妹去上她喜欢的艺术学校，自己也可以找个地方，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就在这时，那个消失了很多年的女人，他的母亲山上洋子，回来了。

她站在门口，头发花白，身形憔悴，再也没有了当年的光彩。她哭得像个孩子，抱着彻也的腿，一遍遍地说着“对不起”，说自己错了，说自己这些年一直在忏悔。

她说她想家，想孩子们。

山上彻也的心，是石头做的，也被这眼泪给捂热了。他恨她，恨得咬牙切齿，可她终究是他妈。他想，或许人老了，真的会醒悟。他把她接进了家，那个他好不容易才重新撑起来的，脆弱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