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那个二十五岁的年轻教师，最终还是没能挺过去。

消息传开时，许多人的第一反应是不敢相信。她刚从大学毕业不久，今年八月才被学校安排担任历史老师和班主任——那是她从未接触过的学科。在她的社交账号上，最后一条视频还停留在今年七月，记录着她出门旅行的画面。笑容很甜，对未来应该还有好多期待。

可是开学不到两个月，一切都变了。面对完全陌生的历史课本，面对班主任永无止境的事务，她陷入了严重的焦虑。医院的白纸黑字写得清楚：焦虑症、抑郁症。建议休息半个月。那是十月九日，她拿着假条去向学校请假。

然后，就出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说法。

家属说，学校没有批准。学校说，绝对没有不批假这回事，“生病了哪有不给假的”。

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在生命最后的几天里，这个年轻的女孩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挣扎。但我们从无数老师的留言里，看到了让她崩溃的那个世界。

“我也是英语专业的，学校让我教历史。我不敢反抗，硬着头皮上了一年课，才终于回到英语岗位。”这是一位老师的亲身经历。

“当老师的压力不在教什么科目，而在管理学生。现在的学生不读书，各种心理问题，当班主任压力实在太大，加上新老师要面对各种评比，学校里各种任务……”这是另一个老师的感慨。

“我们学校三周才放一次假，强度太大。我只能靠去健身房撸铁、周末独自骑行一百公里来排解。”这是他们的自救方式。

你看，问题从来不只是那张假条批没批。问题在于，为什么一个年轻教师会说“我做不到”？为什么我们把一个老师逼到了绝境，却还在争论她请假时领导有没有签字？

评论区里有个细节特别刺痛我。有网友说，他们学校的校长生病两个月不在学校，学校运转正常，甚至大家觉得更轻松了。因为“会议少了，教学以外的工作任务也少了”。

这像个绝妙的讽刺——原来没有校长，教育照样进行；可是少了一个班主任，班级就会陷入瘫痪。到底谁更重要？答案不言自明。

这些年，我们给老师戴了太多高帽子。“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辛勤的园丁”、“燃烧的蜡烛”……可是在光环背后，我们忘了老师也是普通人。他们会累，会病，会崩溃。当一个负责任的好老师开始说“我做不到”时，那不是一个懦弱的信号，那是已经出现严重问题的警报。

她完全可以像一些老教师建议的那样，“历史课有什么难教的，照着课本念就行了，画个重点让学生背”。她完全可以对班级管理睁只眼闭只眼，“只要不出安全事故就行”。可是她没有。正因为她太想做好，正因为她不愿意辜负那些孩子，所以才会被压垮。

我们总在谈学生的心理健康，可是谁关心过老师的心理健康？我们总在说减负，可是老师的负担为什么越来越重？要备课、要应付检查、要填无数表格、要参加各种会议、要应对难缠的家长……现在，还要教自己完全不懂的科目。

那个学校的工作人员说：“她如果身体感觉不舒服，这个也只能是她自己的感觉，我们也不知道。”

这句话，可能是整个事件里最让人心寒的。当一个老师已经拿着医院的诊断书站在你面前，你却还在说“那是她自己的感觉”。如果我们对教师的关怀已经冷漠至此，那还有什么希望可言？

我认识很多年轻老师。他们怀着理想走上讲台，却在三年内纷纷逃离。不是不爱这份职业，而是这份职业已经变成了他们不认识的样子。

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为什么很少有老师抑郁？不是因为那时候的老师更坚强，而是因为他们只需要做一件事：教书。现在的老师呢？他们是表格填写员、活动组织者、安全责任人、心理咨询师……唯独不全是老师。

那个二十五岁的生命再也回不来了。但我们可以让她的离开变得有意义——如果我们愿意正视教育系统里真正的问题，如果我们愿意给老师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如果我们能创造一个让老师敢于说“我做不到”的环境，如果老师病了要请假，我们学校领导不设置那么多的前置条件……这一切本可以避免。

教育的本质，是生命影响生命。如果连老师的生命都得不到珍惜，我们又如何期待他们去滋养学生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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