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首义，他是镇压义军的清军统领，却因革命党 “群龙无首” 被从床帐后搜出，在“不允就杀”的压力下被迫就任鄂军都督。袁世凯病逝后，他被派系妥协推上大总统之位，却陷入府院之争的漩涡。他想凭合法途径维护总统权力，终因无兵权支撑，被军阀架空。
黎元洪每一次身份的转变，每一个关键抉择，几乎都不是主动奔赴，而是被局势推着向前。孙中山称他为民国第一伟人。但黎元洪绝不是“英雄人物”，他没有孙中山那样的热血与理想，也缺乏袁世凯的风云际会的政治手腕。他的政治生涯常被贴上“被动”“妥协”的标签，始终裹挟在清末民初的权力漩涡中。
但黎元洪的妥协与坚守、被动与抗争，实际上正是那个时代的“缩影”。正好反衬出一个国家从“帝制”向“共和”的艰难。当旧制度已破，新制度未立，权力真空下，类似黎元洪这样的“中庸者” 的存在，正好在混乱中维系了最基本的秩序。他的所作所为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让我们看到在历史洪流中，无力的个体所做出的挣扎与努力。
不主动也不拒绝：在清廷与革命党间的被动选择
黎元洪，字宋卿，1864年出生于湖北黄陂。因为其农历生日十月十九日为传说中观音菩萨的生日，乡民称黎元洪为“黎菩萨”。 十三岁时，黎元洪的父亲在天津练军当上把总，便将黎元洪母子迁往天津居住。其后，黎元洪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由于成绩优异，被李鸿章推荐授予六品顶戴，派往广东服役。1894年，甲午战争，黎元洪跟随舰队北援威海卫，途中遭日舰炮击，在海上漂流近10小时后获救。 1895年，黎元洪投奔张之洞，被派督修炮台和参予训练新军等事，深得张的器重。1898年后，张之洞曾三次委派黎元洪赴日本考察军事。黎元洪回国后，任湖北常备军第2镇第3协统领官兼护镇统制官。1906年秋，清廷练兵大臣铁良在河南检阅新军，黎元洪所部湖北新军因“军容强盛，士气健锐，步伐技艺均已熟练精娴，在东南各省中，实堪首屈一指”，获最优奖。
黎元洪当协统期间，总是以“国难当头，投笔从戎”相号召，欢迎知识分子当兵。黎元洪受过西方思想影响，多少也有开通之处。其属下学兵李佐清曾剪去发辫，黎不仅不予责备，反而加以赞扬：“免豕尾之讪笑，异文化之先机”。“保路风潮”期间，黎元洪以军界代表身份，签名参加“铁路协会”，支持入京请愿。因此，黎元洪在士兵中素有美誉。
辛亥革命前，湖北是革命党人最活跃的地方之一。作为清军统领的黎元洪没有采取强硬血腥的镇压手段，而是选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甚至暗中保护过不少革命党人。1903 年，革命党人刘静庵受黎元洪提拔，后与黄兴通信被截获，黎元洪不仅未追究其罪，还示意他托病辞职，巧妙化解危机。1909 年，张汉杰因揭露清政府出卖路权获罪，黎元洪为其说情，使其获轻判，不久又将他保出。1910 年，湖北新军中革命党成立振武学社，事情败露后，黎元洪只是开除这几名士兵军籍并礼送出营，对其他人概不追究。
黎元洪看似 “纵容”革命党的行为，背后多是无奈的权衡。一方面，经历甲午战争，或许让他也看到了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对革命并非完全排斥。一方面，他希望能避免因革命党活动震动朝廷，给自己落下罪名。他的这种行事作风，虽有风险，却也在清政府与革命党之间找到了一个微妙平衡点，既未完全得罪清政府，又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革命党人的好感。
从手刃义军到被迫都督，武昌首义中被动的 “带头人”
1911年9月，武昌起义中，临时指挥吴兆麟率队进攻总督衙门。炮响之时，黎元洪以为是第八镇士兵闹事，与己无关。后来，下属向其报告，塘角驻军纵火起事。黎元洪大惊，下令立即扑灭。这时，革命人周荣棠到黎元洪管辖军中吁请响应起义，高呼：“兄弟们，到楚望台集合。”被黎元洪命令卫兵逮捕杀死。士兵邹玉溪听到枪声，夺门而出，又被黎元洪手刃。然而，黎元洪眼看全城沸腾，蛇山炮火猛烈，知大势难挽，不得不化装逃匿。于是，义军经一夜血战，夺得武昌城，取得首义胜利。
武昌首义，由新军中下级官兵组织和发起的。但由于胜利来得太快，一时间群龙无首。11日上午革命党人陆续聚集阅马场开会，商议组建革命政权机构。会上，大家对领导革命的人选问题一时难以定夺。有人建议推革命军临时总指挥吴兆麟为鄂军都督，吴自觉“官卑职小，素无威望”，坚辞不受。又有人提议，推汤化龙。汤当时对革命成败心存疑虑，推辞：“革命事业，兄弟一向赞成；但兄弟一介书生，军事实非所长，其他行政事务，兄弟一定帮忙”。于是又有人改推黎元洪，多数表示赞成，少数提出反对意见：“黎元洪不是革命党，岂能推举他领导革命！”吴兆麟说：“推举一个非革命党人做都督，表示革命军大公无私，可以号召鼓励那些非革命党人消除顾虑，共同参加革命。”于是，决议通过，大家再无异议。 然而，经过一夜激战，黎元洪去向不明。恰巧此时，黎元洪打发一个伙夫回家拿行李，因形迹可疑，被革命军扣下盘问，那人便供出实情，说黎统领正躲藏在黄山坡谢管带家中。吴兆麟忙派马荣、程正瀛带队前往迎接。黎听到外面人喊马嘶，急忙躲在床帐背后，随即被搜出来。马、程二人说明来意，请黎同去楚望台临时指挥部。黎自认此去凶多吉少，但没奈何，只得硬着头皮，愁眉苦脸地赶往楚望台。到了会场，黎元洪一听说要推他为湖北都督，急得面色惨白，忙说：“你们不要抬举我，我不是革命党，不够资格”。面对规劝，黎执意不从，哀求说：“我平时待人不薄，诸位切莫害我，切莫害我”。后来，有人送来一份预先起草好的安民告示，要黎签字。黎拒不签字。站在一旁的只得代签。于是，这份《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当天就贴满全城。就这样，黎元洪这个不愿革命的人，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当上了都督，进入了革命阵营。
借刀杀人到深陷舆情，权力博弈中的棋子
武汉三镇的革命形势很快就如火如荼地烧向全国各地。清王朝已经摇摇欲坠。1911年12月，孙中山回国，当选为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1912年，清廷被迫接受了优待条件，颁发了皇帝退位诏书。其后，袁世凯被选为临时大总统，黎元洪连任副总统，仍兼鄂督。袁世凯为分化革命力量，对黎收买拉拢，不遗余力。这其中的张振武案正是标志。
武昌起义时，众军打算拥黎元洪为都督，黎元洪却再三推辞，武昌起义元勋张振武对吴兆麟说：“这次革命，清朝大吏潜逃一空，未杀一个以壮声威，未免太过宽容。如今黎元洪既然不肯赞成革命，正好现在尚未公开，不如将黎斩首示众，以扬革命军声威”。这番话后来传了黎元洪耳中，黎元洪自此便对张振武生出戒心。
起义成功后，张振武任军务部副部长。后因行事专横激起兵变，黎元洪改任其为都督府顾问。对此，张振武颇为怨恨，他甚至当众呵斥黎元洪说：“要不是我们把你拉出来，你哪里有今天？”其后，两人还因枪械购买又生矛盾。
张振武与黎元洪的矛盾，让袁世凯看到了革命队伍中的裂缝。于是，让袁世凯以“革命首义”的名义将张振武召到北京，任命他为总统府军事顾问官，后又委任为蒙古屯垦使。没有经费的张振武试图利用自己之前的关系，在武昌募集资金及兵力前往蒙古。但黎元洪却以为张振武此举对自己在武昌的地位有所图谋。此前，楚望台军械所守军发生过兵变，而黎元洪查到的兵变主谋是张振武。于是，黎元洪有了除掉张振武之意。
由于不便在武昌动手，黎元洪邀请湖北籍的参议员刘成禺、郑万瞻劝张振武回京。1912年8月初，张振武与亲信方维等一同返京。随后，黎元洪发了一封密电给袁世凯，历数张振武种种罪过：如，怙权结党，赴沪购枪，吞蚀巨款；暗煽将校团，乘机思逞；盅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等等。最后，黎元洪气球袁世凯：“伏乞将张振武立予正法，其随行方维系属同恶共济，并乞一律处决，以昭炯戒”。
当袁世凯收到黎元洪密电后，马上召集亲信冯国璋、段祺瑞等人商议对策。很快，袁世凯给军法处下达命令，以“遵照办理”的名义，响应黎元洪的要求。
1912年8月16日，张振武被逮捕后处决。
张振武遇害，使旅京湖北人士大为震动。纷纷质问袁世凯。袁世凯拿出了黎元洪的电文。于是，汹汹舆情迅速指向黎元洪。黎元洪不得不又列举张振武侵吞公款、拥兵自卫、串谋煽乱、广纳姬妾等十五宗罪。同时，又表示，“张振武罪名虽得，劳勣未彰，除优加抚恤，赡其母使终余年，养其子使成立外，特派专员，迎柩归籍，乞饬沿途妥为保护。”不过，当时的参议院对黎元洪的处置方式却极不满意，继续声讨他。无奈之下，黎元洪只得宣布引咎辞职，并推荐黄兴取代自己。不过，黎元洪的辞职电一经发布，引起湖北士民反对，他们发出通电“痛责参议院并坚请留黎公电”，又将张振武的罪状历数了一遍。由于参议院中各派力量互不协调，再加上张振武个人性格方面也确实存在弱点，最后使得对黎元洪的质问和弹劾两案都因不足法定人数而流产。最终，张振武被害案就这样稀里糊涂的不了了之。
张振武被害案是民国成立后的第一冤案，是袁世凯和黎元洪的首次合作，黎元洪借袁世凯之手杀掉张振武，而袁世凯借此机会将黎元洪从革命党人中分离出来。黎元洪至此成为袁世凯在革命阵营中钉下的楔子。
上台，下台，无非军阀手中的“泥菩萨”
不过，黎元洪在鄂的声望，显然也让袁世凯感觉如芒在背。1913年12月，特派段祺瑞到鄂，以“磋商要政”为词，逼黎到京，将其安置在中南海瀛台。黎元洪此时名义上仍然是副总统兼参议院长，并与袁世凯为儿女姻亲。
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黎十分不满，闭门谢客，并一再请辞副总统及参议院长之职。当年12月，袁世凯称帝，册封黎为“武义亲王”，黎坚辞不就，直言：“大总统虽明令发表，但鄙人决不敢领受……致生无以对待国民，死无以对待先烈。”此时的黎元洪无官僚习气，但每见形势不利，辄效金人三缄其口，故有“泥菩萨”之称，国人多许为忠厚长者。
在袁世凯称帝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黎元洪没有因权力诱惑或武力威胁而妥协，而是以温和却坚定的态度表达反对，在维护自身政治操守的同时，尽力避免因过度对抗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黎元洪的抵制帝制，也博得南方护国军和社会舆论的支持，为国人所拥戴。
1916年，袁世凯病亡后，派系妥协下，黎元洪被推上大总统职位。然而，黎元洪就任后，发现几年前，用来限制袁大总统权力的内阁制，如今成为北洋系来限制黎元洪倾向共和的利器。这成了府院之争的起点。
当时，美国要求中国参加一战并答应借给军费，黎元洪表示同意；而日本支持段祺瑞参战，并答应借巨款给段祺瑞以扩充其势力。段祺瑞企图将黎元洪当作傀儡，总统与总理争权斗争激烈。在这场争斗中，黎元洪虽为总统却无实权，段祺瑞及其手下徐树铮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徐树铮甚至让黎元洪在公文盖章时 “只在后页年月上盖印，何必管前面是何事情”，让黎元洪深感屈辱。但即便如此，黎元洪也没有采取极端手段与段祺瑞决裂，而是试图通过合法途径，如利用人们的反段情势免去段祺瑞总理职务，以此来维护总统权力与尊严。
然而，由于黎元洪缺乏武力支持，最终不得不邀请张勋入京调停，却没想到张勋倒戈拥立溥仪复辟。为挽救民国，黎元洪只得致电身在南京的副总统冯国璋，让其根据约法代理大总统职务，同时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让他们合力平叛。在“府院之争”整个过程中，黎元洪始终试图在总统权力、国务总理权力以及维护共和体制之间找到平衡，既不希望成为段祺瑞的傀儡，又不想因内部争斗导致局势失控，无奈最终因自身实力不足，在这场政治博弈中败下阵来，被迫下台。
1922年6月，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把持了“北京政府”，企图利用黎元洪充当政治工具，以控制全国，然后取而代之，于是就把黎元洪抬了出来，复任大总统。次年初，曹锟贿选，逼黎下野，黎元洪只得再次下台。
1928年，黎元洪因脑溢血（中风）病逝于天津，享年64岁。黎元洪突然病逝，举国轰动。国民政府为此发布优恤令，为其举行国葬。丧葬过程包括天津殡殓、北京追悼、武昌安葬“三部曲”，历时八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