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之文的商演,又黄了一场。
据公开报道梳理,9月到10月,青岛、潍坊、西安、郑州、邹城、泰安、章丘、淄博等地商演接连取消。最狼狈的一次在泰安,他人已经在高铁站排队上车,主办方电话追过来:别来了,有人举报他是“劣迹艺人”,主办方担不起。对方反复道歉,却说不出别的理由。朱之文后来对齐鲁晚报记者说,心里烦,堵得慌;对闪电新闻
记者说,就是看不得别人好。
这不是一次偶发的“舆情误伤”,而是一套模板化投诉的精准卡点。举报者有一个群,上百人,盯了他六七年。模式固定:演出官宣,举报电话就飞向当地文旅部门和主办方,口径统一——“劣迹艺人”。他们不提前半个月举报,专等他启程了、台子搭好了、票务开售了,才集中提交。赌的就是主办方不敢赌。
但“劣迹艺人”这顶帽子,官方从来没有给他扣过。翻遍公开信息,没有文旅部门发过针对朱之文的处罚通报;他的商演备案正常,手里档期排到2027年,还有五十多场。举报者嘴里的“证据”,是一段掐头去尾的视频:他在采访里说农业机械化之后农民不像过去那么辛苦,剪掉前半句,只剩“农民种地不辛苦”五个字。一个没有行政处罚记录的人,被一群素未谋面的人用剪辑出来的“证据”反复盖章,盖到主办方看见举报就改主意。
主办方的账本很简单:取消演出,赔一笔违约金;硬着头皮办,万一舆情炸了,自己全扛。举报者赌的不是他被封杀,赌的是有人比自己更怕麻烦。曲阳虎山这一趟,朱之文推碾、配合、等上台,能做的都做了。主办方做了最省事的那一个决定。没有人去核实举报内容真假,没有人去问一句“劣迹”的认定主体到底是谁。一个电话、一封邮件,成本几乎为零,效果立竿见影。
朱之文说准备起诉,不接受道歉,证据越多越好。此前济宁女子孙某某连续四年发布290条视频,造谣他有私生子、跳楼身亡,2025年11月被判六个月。法律对这种恶意是有牙齿的。但他这次面对的,是一群分散在暗处、用模板化材料批量投诉的人。打赢一场官司,能不能堵住下一百个电话,是另一回事。他对九派新闻记者说,宁愿站着死,不要躺着亡,推了得有十五六场了,有演出咱就去,没有就算了;唱不了歌,大不了不挣钱,在家喂鸡种地,我不欠你的,不吃你的不喝你的,你惹我,这次绝对不会放过你。
举报是权利,可当举报变成不需要举证、不需要负责、只需要拨号就能让对方丢掉饭碗的工具,被举报的人连辩解的机会都拿不到。朱之文现在连下个月在哪个城市演出都不敢说,怕行程泄露,怕演出又被取消。这十五年,他被人踹过门、借钱不还、抡大锤砸过院门,一直是被动挨打的那个。这次他说不接受道歉,要起诉,证据越多越好。一个从朱楼村走出来的人,红了十五年没搬走,还在那个院子里种地养鸡。他不欠谁的,这次他打算让举报他的人知道,拨号也是有成本的。
那么,当一纸模板投诉就能让一场合规演出凭空消失,主办方什么时候才敢先问一句“证据呢”?举报权利又该如何不被滥用成零成本“按键攻击”?下一个在高铁站接到“别来了”电话的人,会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