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军东征”，有人评价高建群:把“黄土文学”写成了“西部文学”，随着“一带一路”，进一步把“西部文学”拓展到“丝路文学”，从《最后一个匈奴》《最后的远行》到《统万城》…从写一个村到写一个镇写一座城，以文学为学术，以乡土为视野，完成了东西方文明世界性视野的三级跳，成就了乡土——西部——世界，层次分明的三级文化视野。

这种战略自觉作家群中当然是少见的。

路遥、陈忠实都不一定有这种自觉。

但是高建群的文化寻根意识太强烈。

而路遥从创作开始就是摸着柳青过河的，他把柳青叫“老汉”，没有“老汉”的羊皮筏子路遥上不了《人生》的河岸。

路遥的文化自觉从来不是“文化寻根”，而是一种典型的“作家使命”，完成一种“现实主义”的构建。

在小说《人生》里，这种构建是他最熟练的现实主义运用技巧，就是先是完美的搭建，然后随着爱情主线的悲剧结局迅速的再将搭建瓦解并达到一个故事的高潮，然后落幕。

路遥获茅盾文学奖的《平凡的世界》，这里的“世界”其实指的是“两个世界”，即一种“城乡二元对立”的世界，同时也是七、八十年代（故事叙述的主要年代）中国社会的城乡结构现实。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城乡二元、城乡对立、城乡矛盾，社会问题是相当尖锐和突出的。

路遥几乎全部的作品以及他本人的精神特质，似乎特别受到这种城乡巨大差别社会的刺激，作品中一直迸发出一种“阶级不平等”般的愤怒的艺术感染力。

无论是他写人写社会写爱情还是写理想，他总是自觉的把自己的精神和感受完完全全的代入到他自己的小说中，赋予给小说中人物无与伦比的鲜活生命。

《人生》就是这样的小说，《人生》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就是这样的人物，《人生》小说中所描写的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悲剧也就是那个时代现在还能打动读者们的经典的原因。

把整整一个时代的情伤，留给了他无比热恋的土地！

《人生》就是这样的一部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