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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捆绑”中国公开化:人民币的“新广场协议”在西方呼声再起

1985年9月22日,纽约广场饭店,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和英国五国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行长签署了一份注定载入史册的协

1985年9月22日,纽约广场饭店,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和英国五国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行长签署了一份注定载入史册的协议。

这份被后世称为“广场协议”的文件,决定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日元和德国马克升值、美元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

四十年后的今天,同样的剧本正在被重新翻出——只是主角换了,目标换了,但打压的意图非但没有掩饰,反而愈发公开化。

一、日本滑铁卢:广场协议如何改变了日本

要理解今天围绕人民币的“新广场协议”呼声为何在中国引发高度警觉,首先需要回到1985年,看清那份协议究竟给日本带来了什么。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经济深陷困境。1981年至1985年间,美国货物贸易总体逆差由396.9亿美元急剧扩大至1548.8亿美元,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形成著名的“双赤字”格局。在高利率政策吸引下,国际资本大量流入美国,推动美元汇率持续走高,贸易状况进一步恶化。

与美国的困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经济的强势崛起。

经过高速增长期后,日本与美国的经济差距迅速缩小:1960年日本名义GDP仅为美国的9%,1970年升至20%,1980年达到40%,至1988年泡沫经济高峰时已相当于美国的60%。在制造业领域,日本汽车产量于1980年超过美国,在半导体产业也于80年代初赶超美国。

日本经济的快速崛起引发美国社会的广泛担忧。

1981年至1985年,美国对日贸易逆差由182.6亿美元增长至506.8亿美元。“日本冲击”导致美国企业衰落、经济受损等论调在美国国内持续蔓延。

面对美国的压力,日本并未抗拒,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积极配合的姿态。这背后既有缓和日美矛盾、应对美国保护主义压力的现实考量,也有借机推进日元国际化、提升日本国际地位的深层诉求。

日本政府可能对广场协议危害性认识不足,天真认为提升日元汇率,可以减少日本过大的贸易顺差,让外国货物变得“更便宜”,让日本人出国“更容易”,也天真认为日元适当升值可以迫使日本产业升级换代。

“广场协议”签署后,日元对美元汇率急剧升值。1985年9月协议签署时,1美元可兑换250日元左右;到1986年7月升至1美元兑换150日元;1987年更达到1美元兑换120日元。短短两年时间,日元对美元升值一倍以上。

显然,日本显然太轻视了日元升值的负面作用。

日元急剧升值之后,日本的股市、楼市一路高歌猛进,最终形成巨大的泡沫。随着19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的最终破灭,日本经济陷入超过十年的长期萧条。“广场协议”虽不一定是日本陷入长期经济低迷的唯一根源,但无疑是日本泡沫经济兴起乃至崩溃的起点。

正是这段历史,使“广场协议”在中国具有极高的政治敏感性。

二、新剧本出笼:打压中国的“广场协议2.0”

四十年后的今天,面对中国经济的强势崛起,同样的逻辑再次浮出水面——而且这一次,目的没有丝毫掩盖。

2026年8月28日,美国《华尔街日报》首席经济评论员叶伟平(Greg Ip)发表文章,标题直言不讳——“世界为何需要迫使人民币升值”。文章提出“世界需要另一份广场协议”,但与1985年旨在压低美元汇率不同,这次讨论的核心是推动人民币升值。

文章认为,中国庞大且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正在威胁贸易伙伴的产业基础;尽管多国多年来要求中国转向依赖内需、减少出口依赖,但收效甚微。文章因此公开主张:“一项以加征关税为强制执行手段的货币协定,或许是逼迫中国采取行动的唯一方法。”

文章还称,欧洲对中国的不满持续升高,推动协议的时机已渐趋成熟。

这不是孤立的舆论造势。今年以来,欧洲方面的动作同样引人注目。

2026年2月,法国政府咨询机构“高等战略与规划委员会”发布报告,明确呼吁欧盟借鉴1985年针对日本的广场协议,提出两个选项:一是对中国商品加征30%的全面关税,二是推动欧元对人民币贬值20%至30%。报告警告称,“这股来自中国的浪潮如今正威胁欧洲生产体系的核心”。

2026年6月,德国总理默茨在欧盟峰会后公开炒作人民币汇率问题,声称人民币“被低估了30%”,并明确呼吁主要经济体针对中国达成新的广场式协议。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也引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声称人民币被“低估了15%至16%”。

从《华尔街日报》的公开叫阵,到法国政府报告的赤裸建议,再到德国总理的公开呼吁——西方世界试图逼迫人民币升值的意图,已经不再遮遮掩掩。

三、不同声音:贝森特的清醒与欧洲的“抽血”幻想

然而,即便在推动“新广场协议”的阵营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虽然强调“世界无法承受一个拥有1.2万亿美元贸易顺差的中国”,却明确不赞成以新广场协议解决问题。他认为,单靠人民币升值无法根治全球失衡,应将焦点放在产业补贴、出口依赖和内需不足等结构性问题,并通过贸易政策推动中国扩大内需。

贝森特直言,有关新广场协议是缓解全球失衡对策的说法是一种误导,是回避真正贸易问题的简化方案。他认为真正的贸易问题是中国的产业补贴过高和国内需求疲软。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同样表达了保留态度。她直言:“如今与广场协议的时代不同了,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截然不同的局面。”

《经济学人》的分析更为冷静。文章指出,全球外汇市场日均交易额已从1986年的约2000亿美元暴增至2024年的约12万亿美元,当年广场协议五个签署国的外汇储备总额也从1320亿美元升至近1.9万亿美元。资本市场规模与资金流动速度今非昔比,少数央行联合干预汇市的影响力已明显下降。

说到底,欧洲现在的处境好比一个人自己生了病,不去积极看病、调理身体,却幻想着从一个健康的年轻人身上抽血来让自己获得新生——这种想法,不仅不道德,而且根本行不通。

四、中国不是日本:新广场协议注定是白日做梦

最关键的一点是:中国不是当年的日本。

1985年的日本,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美国的附庸。美国在日有驻军,日本的安全捏在华盛顿手里。广场协议怎么签、签了之后怎么执行,日本除了配合没有第二条路。

今天的中国呢?完整主权、独立货币体系、全球最大工业产能、第二大经济体。正如《华尔街日报》自己的文章所承认的,西德和日本当时都是美国的亲密盟友,中国并不是,也无意配合。

从现实条件看,中国拥有庞大外汇储备、完整制造业体系和多元贸易伙伴,资本账户尚未完全开放。若通过国际协议推动人民币大幅升值,不仅需要中国配合,还涉及贸易、资本流动、货币政策和全球供应链,执行难度远超40年前。

《环球时报》社评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重演'广场协议',本质上不是经济处方,而是政治施压。”文章强调,中国绝不会接受以汇率之名行打压之实,中国企业竞争力来自完整产业体系、持续技术投入、超大规模市场和充分市场竞争,并非靠汇率“人为制造”。

中国央行早已明确表示,人民币汇率符合中国经济基本面,短期波动由市场助推,长期走势则由经济基本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也强调,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人民银行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

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的话更是掷地有声:奉劝那些认为可以将另一个“广场协议”强加给中国、认为中国会屈服于恐吓、威胁和无端指责的人——放弃幻想。

不仅中国高层和专业研究人员对广场协议保持警惕,就是中国普通百姓,也知道日本广场协议的严重危害性,他们关注点并不是到国外旅游是不是物有所值,他们更担心中国会不会掉进日本掉过的“同一个坑”。

想让中国重蹈日本覆辙——这个想法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存在。

即便存在,也只能是白日做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