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族有个不成文的规矩——谁也不准动母亲床底下那个褪色的红木匣子。
直到今年清明，母亲蹲在门槛上剥着青豆，突然抬头对我说：“阿囡，去把床底下那个盒子拿出来吧。”我愣了好一会儿，才在母亲平静的目光里，掀开床下那块绣着鸳鸯的蓝布。
木匣很轻，锁扣已经锈蚀。母亲用缝衣针轻轻一拨，盖子应声而开。
里面没有金银首饰，只有一叠泛黄的信纸，和一张黑白照片。
照片上是个穿军装的年轻人，眉眼英挺，嘴角带着笑。不是父亲。
“这是你陈叔叔。”母亲的目光飘向远山，“如果没有他，就没有现在的我，更没有你。”
1974年，母亲十九岁，是村里唯一的高中毕业生。
那个年代，这已算得上是秀才。她在村小代课，教孩子们识字念诗。陈志军是下乡知青，从省城来，带着一箱子书和一把口琴。
他们相识于村小的图书室——其实只是间堆放杂物的土房，陈志军愣是带着村民们用泥坯垒起了书架，从县里争取来两百本图书。
“你妈妈是第一个来借书的。”母亲抚摸着照片，“她借了本《普希金诗选》，三天后还回来时，书里夹着她手抄的十首诗。”
那个下午，陈志军对母亲说的第一句话是：“你知道吗？文字可以带我们去任何地方。”
二信一共有二十七封。
母亲让我一封封念给她听。第一封写于1975年春天，陈志军回城探亲期间。
“秀兰同志：见字如面。已平安抵达省城。这里的梧桐树刚发芽，让我想起你们村口那棵老槐树。你说从未见过梧桐，待秋天，我带你来看金色的落叶……”
信写得工工整整，既有对乡村教育的思考，也有对远方的描述。他告诉她省城有六层高的楼房，有跑得飞快的电车，有收藏着千年文物的博物馆。
“他是我认识世界的窗口。”母亲轻声说。
三第五封信里，陈志军提到了一个秘密计划。
“我已在收集复习资料，准备参加高考。你也一定要准备，这是改变命运的机会。”
那时已是1977年夏天，恢复高考的消息还没正式公布。母亲说，陈志军从内部得到消息，立即写信告诉她。
接下来的信件里，密密麻麻全是学习资料和复习建议。陈志军把能找到的资料都手抄了一份，分批寄给母亲。
“数学公式要理解，不要死记硬背。”“历史要建立时间轴。”“作文要真情实感，切忌空话套话。”
母亲白天教书，晚上就在煤油灯下复习。外婆总觉得她浪费灯油，她就把信纸夹在课本里，假装在备课。
四第十六封信带来了好消息：陈志军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大学。
同时也有坏消息：母亲落榜了。
“不要灰心，明年再战。我在大学等你。”陈志军在信里写道。
那一年，母亲二十二岁，在农村已算“老姑娘”。外公外婆开始张罗婚事，来说媒的踏破门槛。
“你外公收了邻村张家的彩礼，要把我嫁给一个我只见过三次面的木匠。”母亲的声音很平静，“我绝食了三天。”
第十八封信是母亲人生中的至暗时刻。她写信告诉陈志军，她可能要违约了，不能去大学找他了。
陈志军的回信来得很快，字迹潦草，能看出写信人的焦急。
“无论如何，不能放弃读书。知识永远是自己的，谁都夺不走。”
就在母亲准备认命时，转机出现了。陈志军特意从省城回来，找到那位木匠，不知说了什么，木匠主动上门退婚了。
“他到底跟人家说了什么？”我问。
母亲摇摇头：“他没告诉我，我也没问。但我知道，他一定付出了代价。”
五1978年，母亲第二次参加高考。
考前一个月，陈志军寄来了最后一封信，里面只有一句话：
“向前看，别回头。”
母亲考上了师范专科学校，成了村里第一个女大学生。
离乡上学的前一晚，她收到了陈志军的电报：因家庭原因，我已申请退学，即将随家人移居海外。勿念，珍重。
信到这里就断了。
木匣最下面，是一张泛黄的录取通知书复印件，陈志军的那张。在专业栏里，清晰地印着“物理学”。
“他梦想成为物理学家。”母亲说。
六“后来呢？你们再也没联系过？”
母亲摇摇头，轻轻合上木匣。
“有些人出现在你生命里，就是为了陪你走一段路，路走完了，他们就离开了。”
她站起身，拍了拍裤腿上的灰尘，继续去剥那些青豆。
我坐在门槛上，很久没有动弹。夕阳西下，远山如黛。
那个木匣里装的，何止是二十七封信？那是母亲的整个青春，是一个年轻人对另一个年轻人最纯粹的扶持，是那个特殊年代里，知识改变命运的最好证明。
母亲从来没有忘记过他，也不需要刻意记住他。因为他早已成为她生命的一部分——那个勇敢、独立、不服输的自己。
而我们每个人的心里，何尝不都有这样一个“旧木匣”？里面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藏着改变我们一生的贵人，藏着我们之所以成为今天的自己的全部秘密。
夜深了，我把木匣重新放回床底，在笔记本上写下：
“有些人的存在，不是为了停留，而是为了点亮。点亮你的路，然后悄然离去，把光明和温暖，永远留在你心里。”
窗外，月光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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