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关系是如何演变的?
引子:十六个字,一生纠葛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在台北士林官邸病逝。四天后,一位身着素服的老人出现在吊唁现场。他俯下身去,手指微微颤抖,轻轻抚摸着水晶棺。他就是张学良——那个曾被蒋介石囚禁了整整半个世纪的人。
他送来一副挽联,十六个字:“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
这十六个字,道尽了一段跨越近半个世纪的恩怨情仇。但正如有人所说,这十六个字“远远没有写尽两人的恩怨纠葛”。从东北易帜的惺惺相惜,到西安事变的兵戎相见,再到半个世纪的囚禁与对峙,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关系,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复杂、最令人唏嘘的政治关系之一。
让我们循着两人在不同时期对彼此的评语,梳理这段关系的演变轨迹。
第一阶段:初识与蜜月——蒋介石说“张汉卿头脑简单,心地善良”1928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多事之秋。北伐军逼近北京,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年轻的张学良子承父业,成为东北的掌舵人。
两人的第一次合作,并非面对面。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东北易帜,“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此举成就了蒋介石形式上统一中国的夙愿-。蒋介石投桃报李,三天后即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
1929年7月7日,两人在北京饭店第一次见面。蒋介石当晚回到住处,对宋美龄谈起对张学良的印象:“正如夫人所言,张汉卿这个人头脑简单,心地善良。是个可以坦诚相处的君子! ”
这个评价颇为耐人寻味——“头脑简单”四个字,既是赞许张学良的坦诚直率,也暗含了蒋介石对这位年轻将领的某种居高临下的判断。而张学良对蒋介石的评价则近乎崇拜。他私下对赵四小姐说:“我看蒋先生做中国的领袖,够格。他的言谈举止,像个领袖的派头。 ”
两人迅速进入“政治蜜月”。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张学良率东北军入关支持蒋介石,一举奠定胜局。战后两人结拜为兄弟,张学良被任命为三军副总司令,坐镇北方,地位一时无两。这一时期,张学良对蒋介石的忠诚度“是百分之百的,称得上是‘愚忠’”。
然而,蜜月之下已有暗流。1929年中东路事件中,蒋介石承诺“十万大军、百万军款那都不成问题”,但张学良与苏联开战后,始终未能等来蒋介石“一兵一卒”。这为两人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第二阶段:九一八的裂痕——“不抵抗”背后的责任之争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炮轰北大营。事变前,蒋介石曾于8月16日向张学良发出“铣电”:“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事件发生后,张学良下令东北军不抵抗,东北迅速沦陷。
关于“不抵抗”的责任归属,数十年来争议不休。长期以来,大陆通行的说法是“张学良奉行蒋介石不抵抗主义方针”,张学良“忍痛执行”蒋的不抵抗命令。但张学良本人在晚年的口述历史中做出了澄清:“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不能误过于中央。 ”
事实上,事变发生后,蒋介石采取的是“诉诸国联和准备自卫”的方针,与张学良纯然“不抵抗”不同。在日军进攻锦州时,国民政府命令张学良抵抗,但张却“执意违抗命令,擅从锦州撤兵”。换言之,在研究者的重新审视下,与其说“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不如说“张学良不执行蒋介石的抵抗命令”。
但无论如何,东北沦陷后,张学良替蒋介石背负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被迫下野出国。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这样的困境中,张学良也“仍然不改初衷”,“常以蒋为楷模” 。1934年回国后,他在武昌的讲话中甚至将蒋介石比之为“周公吐哺”,评价极高。但张学良内心也有矛盾。他后来对日本NHK记者坦言,起初对国民政府“相当有好感”,但接触越深越发现“不是为国家,只是为了争权夺利”。
第三阶段:剿共中的离心——从“愚忠”到“寒心”1933年,蒋介石提出要张学良任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张学良表示同意。此后,他不仅在军事上参加剿共,还让东北军军官集体加入国民党,与蒋谋求政治上、组织上的进一步合作。
然而,剿共战场上的惨败,让张学良真正尝到了苦果。他在西北剿共三个月,“不但一无所得,而且损失将近三个师,两名师长阵亡,七名团长战死或被俘”。他自己在自述中说:“可怕的失败,深创我心。 ”
更令张学良寒心的是蒋介石的态度。对东北军的惨败,“蒋介石不但毫无关切之意,而且乘机削弱之:取消被歼部队的番号,减发军饷”,甚至连张学良为阵亡师长家属所请的十万元抚恤金也被驳拒。张学良悲愤感叹:“我的名望,已经降低到不值十万块钱! ”
1935年11月,张学良到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全大会”,败军之将“大受奚落”,与1930年蒋对他的盛大恭迎相比,“天壤之别”。此时,两广方面又派人来游说,李宗仁、白崇禧回话:“与蒋合作的人没有不吃亏上当的……你愈听他的话,他越看不起你。 ”
这一时期,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他后来总结道:“在蒋先生心里,他的第一敌人是共产党,而我的第一敌人是日本。 ”这句话,一语道破了两人最根本的分歧。
第四阶段:西安事变——从“宛若仇雠”到半个世纪的囚禁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事变中,蒋介石勃然大怒,对张学良斥责道:“我不是你的长官,你也不是我的部下,你不要叫我委员长! ”张学良则当面批评蒋介石:“委员长人格实太伟大。但有一点不无令人遗憾,余觉委员长之思想太古太旧! ”
蒋介石后来在《西安半月记》中描述张学良“气少馁”,但张学良晚年直言这本书“都是假的”,是蒋嘱陈布雷于1937年“辟室杜撰,八易其稿”的产物。
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到达当天,张即给蒋写了一封亲笔信:“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犯纪律不敬事件之大罪……愿领受钧座之责罪,处以应得之罪。”
蒋介石的回应是——军法审判,判刑十年,然后“特赦”,改为“严加管束”。从此,张学良失去了自由。
关于为何不杀张学良,蒋介石有难言之隐:一方面,宋子文和端纳曾得到蒋的首肯,保证张学良的安全;另一方面,东北军旧部的存在,使杀张代价太大。 但蒋介石对张学良“怀恨很深,戒心很大”,极思报复。这种态度,决定了张学良此后半个世纪的命运。
第五阶段:漫长的囚禁——蒋介石怕的是“东北之胆”从1937年起,张学良开始了长达54年的幽禁生涯。囚禁地点不断转移:浙江奉化溪口雪窦山、湖南郴州苏仙岭、贵州修文阳明洞、贵州黔灵山麒麟洞、重庆、台湾新竹井上温泉……地点变换了十余处,“平均每18个月搬一次” 。张学良在录音中自嘲:“老蒋怕我长胡子,胡子怕长根。 ”
蒋介石之所以不断转移张学良,不仅仅是出于“安全”的考虑。解密的资料显示,蒋介石曾在日记中用铅笔写下一行小字:“汉卿倘出,北方民心恐将一去不返。 ”另有残页记载:“张乃东北之胆,胆若归山,三省再失。 ”这透露出蒋介石对张学良政治能量的真实估价——不是私怨,而是恐惧。
1958年11月23日,蒋介石在台湾桃园大溪官邸召见了张学良,这是溪口一别21年后的首次见面。张学良日记中写道:“老先生亲自出来,相见之下,不觉得泪从眼出……老先生的眼圈也湿润了。 ”
这次见面,张学良第一句话说:“老先生,你老了。 ”蒋介石也对他说了些什么,但据张学良后来回忆,蒋的意思始终是——你不能自由。
第六阶段:最后的遗言——“不可放虎”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在台北病逝。临终前,他把蒋经国叫到床前,留下了四个字的遗言:“不可放虎。”
这里的“虎”,指的就是张学良。
张学良后来得知此事,“泪如雨下”。他本以为与蒋经国私交甚好,能凭着这份情谊换一个自由,但蒋介石的遗言断绝了他所有的期望。
蒋介石为什么不放张学良?张学良自己有过分析:“蒋先生讨厌我极了。后来蒋先生不能让我自由的原因,我是主张抗日。假如我要获得了自由,那抗日的功劳都是我的。换句话说,我是他一个大敌手,政治上的大敌手。 ”
尾声:口述历史中的“痛贬”1975年蒋介石去世后,张学良写了一副挽联悼念。但在1991年开始的一系列口述历史访谈中,他“一扫过去对蒋介石含蓄批评、谨慎恭维的作法,对他的老长官猛烈开炮”。
在4800页的口述历史中,“少帅对蒋几乎没有一句好话”。他说蒋介石“在近代史上的作为只有北伐和建立黄埔军校,对抗日、对台湾都没有贡献”,晚年的思想“像袁世凯,想做皇帝,但魄力不及袁”。他说蒋介石“没有中心思想,他的中心思想就是他自己”,“完全是自我主义”。
但即便在如此尖锐的批评中,张学良也从未否认过一点:蒋介石在私人感情上确实关心过他。正如蒋介石日记的研究者所指出的,“在私人感情上,蒋确是关心张的”。
这或许正是那十六字挽联的真正含义——“关怀之殷,情同骨肉” ,说的是私人情谊; “政见之争,宛若仇雠” ,说的是政治分歧。一个人可以在私交上对你关怀备至,同时在政治上将你囚禁终生。这不是矛盾,而是政治的逻辑。
结语:历史的叹息蒋介石与张学良,一个是精于算计的政治家,一个是率性而为的少帅。他们的关系,从合作到猜忌,从信任到背叛,从兄弟到囚徒,走过了一条中国近代史上最令人扼腕的轨迹。
蒋介石至死不放张学良,怕的究竟是一个人的自由,还是一种主张的传播?张学良至死不改对西安事变的评价——“如果人生能够重来一次,还是会发动西安事变”——坚持的究竟是个人的意气,还是民族的良知?
半个世纪的囚禁,锁住了一个人的身体,却锁不住历史的评判。当张学良以百岁高龄在夏威夷安然离世时,他留下的是一个未竟的问题:在个人恩怨与国家大义之间,历史究竟应该如何记住这对恩怨半生的“兄弟”?
这个问题,或许每一个读到这段历史的人,都会有自己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