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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一个扎心事实:关羽的红脸,是明朝人给他“涂”上去的

正史里,关羽只有胡子没有脸 翻开《三国志·关羽传》,陈寿对关羽外貌的全部记载只有三个字:“羽美须髯”。诸葛亮写信给关羽,
正史里,关羽只有胡子没有脸
翻开《三国志·关羽传》,陈寿对关羽外貌的全部记载只有三个字:“羽美须髯”。诸葛亮写信给关羽,称呼他“髯”,意思就是你胡子长得真好。整部正史里,没有肤色,没有脸型,没有丹凤眼,更没有卧蚕眉。关羽留给历史的,说到底只是一把好胡子。

这不是陈寿偷懒。三国人物肖像本就极度稀缺,关羽生前也没有任何“异相”记载。他的相貌,在死后相当长的岁月里,是一张白纸。
元代:红脸第一次“被发明”关羽的脸是什么时候开始变红的?答案是元代,比明朝早。元杂剧三国戏中,关羽的赤面第一次被明确写出来。《关张双赴西蜀梦》里说他“丹脸”,《诸葛亮博望烧屯》里写“红馥馥双脸”,《关云长单刀劈四寇》更直接——“面如重枣色”。

这不是文人突发奇想。蒙古族审美文化中,“赤面”或“红脸”被视为武勇好汉的体征。兰州大学学者张同胜的研究指出,元杂剧中关羽赤面描写的来源,恰恰是蒙古族对英雄形象的审美偏好。换句话说,关羽的红脸,最早是元代戏曲舞台给“涂”上去的,动机很单纯:让观众一眼看出这是条好汉。

明朝人做了什么?明朝人的贡献,是把这张舞台上的红脸,变成了全民族共同的关羽。
第一步是小说定型。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关羽被写成“身长九尺三寸,髯长一尺八寸,面如重枣,唇若抹朱,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这段描写直接沿用了元杂剧的“面如重枣”,但把它从一句唱词变成了文学定妆照。从此,关羽的相貌有了“标准答案”。

第二步是绘画固化。明代宫廷画家商喜的《关羽擒将图》,将关羽画成绿袍红面的经典形象。宫廷画师出手,意味着红脸关羽从民间戏曲进入了官方视觉体系。

第三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明朝人给红脸赋予了政治意义。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明神宗敕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关羽从“王”升格为“帝”。与此同时,明代理学家瞿九思专门写了一篇考证,说关羽“盖火帝也”,理由包括“南方属火,火为朱雀,朱雀有羽”——连关羽名字里的“羽”字都被拿来和红脸强行挂钩。

明朝人做的,不是发明红脸,而是解释红脸、推广红脸、让红脸变成忠义的视觉符号。红色在明代戏曲脸谱中代表忠勇,“红脸忠勇”的说法就是从关羽脸谱而来的。忠义之心藏在胸腔里看不见,那就写在脸上——这是明代戏曲和神化运动共同完成的“视觉工程”。
一张脸背后的权力逻辑明代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涂红”关羽?答案藏在时代需求里。明孝宗时,蒋大器为《三国演义》作序,特意点明“关张之义,尤宜尚也”。明朝中后期,城市帮会兴起,异姓结义成为维系社会关系的重要纽带,关羽的“义”有了广泛的社会土壤。而朝廷需要的是一个“忠”的符号,一个能让臣民效忠的武圣。关羽的红脸,恰好同时满足了“忠”的官方叙事和“义”的民间需求。

关羽的脸,从来不是他自己的脸。元代戏曲给了它颜色,明代小说给了它文字,明代皇帝给了它神格,明代文人给了它“火德”的哲学解释。一层一层涂上去,最终盖住了那个只留下“美须髯”三个字的真实武将。
今天我们看到红脸关公,看到的是六百年来无数人共同涂抹的结果。那张脸上写的,从来都是别人需要他成为的样子。
参考文献
[1] 陈寿.《三国志·蜀书·关羽传》[M]. 中华书局点校本.
[2] 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嘉靖本)[M]. 第一回.
[3] 张同胜. 从关羽的“赤面”看《三国志演义》的作者问题[J].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