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之后，没有出席1月15日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周恩来追悼大会，这件事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衍生出各种各样的猜测，不少说法脱离了当时真实的状况。作为当时政治局的核心成员，亲历整个治丧全过程的华国锋，后来谈及这件事，明确表示这件事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全部根源就在于毛泽东当时已经极度恶化的身体状况 。

进入1975年之后，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出现断崖式下滑。他患上严重的白内障，视力几乎接近失明，文件、报纸都要依靠工作人员逐字读给他听。脑血管的问题持续加重，下肢行动能力快速衰退，到1976年初，已经很难自主站立，更没有办法长距离乘车往返人民大会堂。日常吃饭进食都需要旁人照料，多数时间只能卧床休养，语言表达也出现障碍，很多想法没办法完整说出来，只能靠写字或者身边工作人员分辨口型来领会意思 。这些危重的身体情况，当时属于严格的党内机密，普通干部和普通民众并不知情，外界只能看到公开层面的信息，所以才会产生各种揣测。

1976年1月8日上午，周恩来在北京逝世。当天下午，政治局紧急开会研究治丧的全套安排，讣告、治丧委员会名单、追悼会的方案全部整理完毕，送到毛泽东那里等待审批。当时毛泽东已经知晓周恩来抢救无效离世的消息，工作人员给他宣读讣告清样的时候，他沉默许久，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最终在全部文件上批示同意，也批准了由邓小平在追悼大会上致悼词的安排，治丧委员会的名单也全部予以通过 。

按照1972年陈毅元帅去世时的先例，毛泽东曾经临时决定，不顾身体状况前往八宝山参加追悼会。有了这个先例，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张玉凤，内心还抱有一丝期待，希望这一次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在审阅追悼会整套报告的间隙，她向卧床的毛泽东轻声询问，要不要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听到这句话，毛泽东抬起手，轻轻拍了拍自己已经不能行走的大腿，语气十分痛苦吃力，回复说，我也走不动了 。

在此之前，政治局已经充分研判过毛泽东的健康水平，集体作出决定，不安排毛泽东出席周恩来所有的治丧悼念活动。并不是主观上不愿到场送别并肩数十年的战友，而是客观的身体条件已经不允许完成这次出行。人民大会堂距离中南海虽然不算遥远，但冬季北京天寒地冻，往返途中要经历上下车、会场就座，整个过程对于当时的毛泽东来说，随时存在诱发病情恶化的风险。中央要考虑到他的生命安全，不能贸然安排这次公开露面 。

即便没办法亲自到场，毛泽东还是专门派人送去花圈，摆放在周恩来的遗像旁，以此表达自己的悼念。追悼会举办的前一天，工作人员把悼词文稿读给毛泽东听，听到悼词里回顾周恩来一生的功绩，他再也克制不住情绪，失声痛哭。那一段时间，他的精神状态始终很低落，睡醒之后也没有像往常一样第一时间听阅文件，经常独自沉默，还会向身边工作人员反复询问政治局各位同志的近况，心里始终放不下刚刚离世的老战友 。

华国锋当时参与了治丧工作的全部环节，对于毛泽东当时的身体状态、政治局的全部考量都完全清楚。后来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他对外澄清，这件事不存在别的隐情，没有所谓的主观隔阂，所有的安排，全部建立在毛泽东危重的健康现实之上。那时候全党上下都清楚，这两位从革命年代一路携手走过来的战友，有着几十年生死与共的交情，主观情感上，毛泽东内心十分希望能够到场送别周恩来，但是病痛已经剥夺了他出行的能力。

当时的公开报道里，没有向全社会完整披露毛泽东真实的病情细节，普通老百姓并不清楚他已经病到无法出门的地步。在举国沉浸在失去周恩来的巨大悲痛当中的环境下，很多人看到追悼会的报道，发现毛泽东没有到场，难免心生疑惑，各种各样没有依据的猜测就慢慢传播开来。

1976年1月15日，周恩来的追悼大会如期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五千多名各界代表到场，邓小平宣读悼词，整个会场笼罩在巨大的悲伤之中。远在中南海的毛泽东，只能躺在病榻之上，用自己的方式，送别相伴半个世纪的老战友。

时间走过这么多年，当年的政治局会议记录、当事人的回忆材料都陆续对外公开，那些凭空衍生出来的猜想，对照原始史料，都站不住脚。两位伟人，把毕生精力全部投入到国家和民族的事业当中，到了晚年，都被病痛折磨，很多个人情感，只能藏在沉重的现实条件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