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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曾给中国取过十几个名字,只有我们自己的名字,延续了三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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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1月18日,重新回看中国三千多年的名称历史,会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今天全世界习惯使用的China,并不是中国人给自己起的名字。

古罗马人叫我们赛里斯,古印度人称我们摩诃至那,中亚和欧洲曾经把我们叫作契丹,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名字叫桃花石,不同文明、不同语言,留下了不同的中国称呼。

可问题来了,为什么世界各地对中国的叫法如此不同,我们自己使用的“中国”二字,却能追溯到三千多年前?这不是简单的语言巧合,每一个外部称呼背后,都藏着一段贸易往来、王朝兴衰或者民族迁徙的历史。

中国这个名字

1963年,陕西宝鸡出土了一件西周青铜器,名叫何尊。它最初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直到1975年,何尊被送往北京参加全国新出土文物展览,工作人员对器物进行除锈处理,才发现底部隐藏着12行、共122字的铭文。

这四个字出现在西周早期的历史记录中,距今已经超过三千年。铭文记载了周成王时期营建成周的历史,提到了周武王攻克商朝之后,曾经表达过要居于天下中心、治理民众的政治意愿。

这里的“中国”,还不是今天我们理解的现代国家名称,而是与周人所认知的天下中心、政治统治区域有关。

因为它至少说明,在三千多年前,中国人已经开始使用“中国”这个词来表达自己所处的政治和地理中心。后来,随着历史发展,这两个字的含义不断丰富,逐渐从早期的地理和政治概念,发展出更深层次的国家和文化认同。

在我看来,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何尊上出现了四个字,而是这四个字出现的时间,当时还没有今天的国际秩序,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界,也没有现在这样便捷的交通,但中国人已经在思考自己是谁、生活在什么样的天下秩序之中。

古罗马人认识中国

对于古罗马人来说,这种来自遥远东方的织物非常特别,它轻薄、柔软,拥有当时其他布料难以比拟的质感,逐渐成为上层社会追逐的奢侈品,但有意思的是,罗马人对丝绸的热情,并不意味着他们真正了解丝绸来自哪里。

古希腊罗马文献中,出现过一个称呼:赛里斯,通常被解释为丝绸之民,赛里斯所指的,是遥远亚洲那些与丝绸生产和供应有关的人群。古代西方对他们的描述夹杂着想象,地理位置也并不总是准确。

古代世界认识一个国家,未必是先认识它的历史、制度和人民,而可能是先接触到它最有代表性的商品。

中国丝绸沿着复杂的贸易网络向西传播,商品抵达罗马,关于东方的想象也随之传播。丝绸成了中国与西方之间的一张名片,却没有让双方立即建立起准确的国家认知。

所以,这个名字与其说是古罗马人给现代中国起的正式国名,不如说是他们通过丝绸认识东方之后留下的一种历史称呼。

在《大唐西域记》中,玄奘记载了自己与印度戒日王交谈的一段经历,戒日王听说玄奘来自大唐,便询问大唐究竟在哪里。玄奘回答说,大唐位于印度东北方向数万里,印度人称那里为摩诃至那国。

戒日王还提到了秦王天子的事迹,玄奘则解释:至那者,前王之国号;大唐者,我君之国称,它说明,当时印度人对中国的认识,并不只是来自商品,而是已经形成了关于中国历史王朝和政治统治者的记忆。

“摩诃”在梵语中有“大”的意思,“至那”这一称呼体系有关,秦朝的名称被带入周边语言,经过长期传播,逐渐形成了不同的语音和文字形式。

不过,有一点非常清楚:今天英语中的中国,并不是英国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它背后有一条远比现代英语历史更长的跨文化传播脉络,如果说罗马人通过丝绸认识中国,那么印度人通过秦朝和大唐的历史记忆认识中国。

一个王朝已经消失

辽朝建立于907年,统治中国北方大片地区。后来,女真建立的金朝逐渐崛起,辽朝最终在1125年前后走向灭亡,辽朝宗室耶律大石选择向西发展,带领契丹势力进入中亚,并在当地建立了西辽政权。

这支来自东方的力量,后来真的在中亚站稳了脚跟,1141年9月,西辽与塞尔柱苏丹桑贾尔及其盟军在撒马尔罕附近的卡特万草原交战。最终,塞尔柱一方遭到惨败,西辽由此进一步确立了在中亚地区的优势地位。

要知道,当时的塞尔柱帝国是中东和中亚的重要政治力量。这场胜利让契丹势力的影响迅速扩大,也让遥远的欧洲开始关注来自东方的这支力量。

后来,欧洲出现了一个广为流传的传说:东方有一位强大的祭司王约翰,能够从东面进攻穆斯林势力,帮助欧洲基督徒。

这个传说并不是西辽真实的政治身份,而是欧洲人根据当时流传的战报和宗教想象形成的故事。其历史背景与西辽击败桑贾尔有密切联系,更有意思的是,契丹这个名字并没有随着辽朝灭亡而消失。

它通过民族迁徙、政治交往和语言传播,逐渐进入中亚、西亚和欧洲的语言体系。英语中的契丹,以及俄语中称呼中国的契丹,都被认为与契丹这个名称有历史联系。

想想看,一个建立于中国北方的古代王朝,早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可它留下的民族名称,却在遥远的欧洲和俄罗斯语言中保留了下来。

一个政权的寿命可能只有几百年,但它在其他文明中的影响,却可能持续得更久。外国人认识中国,有时记住的不是当时中国最正式的国号,而是曾经与他们发生过深刻联系的某个民族、某个王朝。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名字,叫桃花石,这个词与古代中亚突厥语中的、桃花石等称呼有关。学界通常认为,它与北魏时期的拓跋氏存在密切联系,但具体词源和语音演变仍有争议。

北魏由鲜卑拓跋氏建立,后来这个族群的名称通过草原民族和中亚语言传播,逐渐成为指称中国及中国政权的称呼之一。

早在6世纪,拜占庭史家记载中就已经出现了桃花石这一与中国有关的名称。到了后来,突厥文献中也能看到指称中国的用法。

这意味着,古代中亚人对中国的称呼,并不只有契丹一种,不同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接触中国,记住了不同的王朝和族群,最终形成了自己的称呼体系。

在我看来,这些名字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它们像一张张历史地图,记录着中华文明曾经与哪些地区发生联系,又通过什么方式进入世界其他地方的记忆。

同一个称呼

日本政府在1913年6月作出决定,除条约和国书等特定场合外,通常使用“支那”称呼中国,中国方面对此提出反对,认为这一称呼带有侮辱性,要求日本改用“中华民国”。

1930年5月,中日关税协定中再次出现这一称呼,中国方面对此提出严正批评。随后,日本滨口雄幸内阁在同年10月30日作出阁议决定,通常改用“中华民国”称呼中国。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不断扩大,日本在侵华宣传和部分政治文件中继续使用“支那”等称呼,拒绝按照中国方面的要求尊重中国的正式国名。

1946年6月6日,日本外务省发出有关避免使用“支那”称呼的文件,6月13日,日本枢密院相关档案也记录了这一事项,从1913年到1930年,再到1946年,几个时间节点连在一起,能够看到一个称呼背后的政治关系变化。

一个词最初可能只是不同语言之间的音译,但当它被放进特定的政治环境中,就可能成为表达轻视、否认对方身份的工具。

所以,判断一个称呼是否尊重一个国家,不能只看它最早从哪里来,还要看它在具体历史时期被谁使用、用于什么场合、承载着什么政治意图。

这段历史也让我们明白,国家名称从来不只是语言学问题。它同样关系到国家尊严、政治地位和民族认同。

结尾

三千多年过去了,这些名字记录着世界认识中国的不同方式,它们有的来自商品贸易,有的来自王朝兴衰,有的来自民族迁徙,也有的被近代政治冲突改变了含义。

但有一点始终值得记住:中国不是由别人命名才拥有历史的,从何尊上的“宅兹中国”,到今天我们仍然使用的“中国”二字,背后是跨越漫长岁月的文明传承。

外国人如何称呼我们,记录的是他们眼中的中国;我们如何称呼自己,承载的是我们自己的历史。

信源: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信源:何尊等五组周代有铭青铜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