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外交部重申,承认和接受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俄罗斯外交部随后要求日本汲取历史教训,放弃加速再军事化。两国先后提起七十多年前的审判,警告所指却是东京正在推进的军事政策。
中俄接连谈论东京审判,着眼于高市政府试图扩大日本军事活动范围的现实变化。东京审判确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责任,日本接受判决才获得战后重新融入国际社会的条件。今天日本右翼淡化这一责任,又推动远程打击和扩充军备,周边国家自然会要求日本解释,它准备怎样使用不断增加的军事力量。
这份历史责任有清楚的法律出处。1946年,来自中国、苏联、美国、英国等11个国家的法官在东京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庭用了两年多时间审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以及战争罪行,最终对25名被告作出有罪判决,其中7人被判绞刑。审判认定的范围跨越中国、东南亚和太平洋战场,涉及日本国家领导层组织、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
审判结束后,日本恢复主权、重返国际社会,必须处理如何接受战争责任的问题。1951年签署的《旧金山和约》第十一条写明,日本接受东京审判及其他盟国战争罪行法庭的判决,并履行相关刑罚。日本外务省至今仍在官方网站说明日本政府已经依据这一条款接受东京审判判决,在国家关系中无权就该判决提出异议。历史上的判决经过条约确认,成为日本战后国际地位的一部分。
中方反复使用“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这一表述,有充分依据。日本得以重新开展正常外交、发展经济、成为国际组织成员,建立在承认战败结果和履行战后安排的基础上。右翼政客今天可以讨论过去的政治选择,却无法随意改变国家已经接受的法律责任。任何试图替侵略战争重新定性的行动,都会引起曾遭受日本侵略国家的反对。
日本国内围绕东京审判的争议持续存在一个明显反差。外务省保留接受判决的正式立场,部分右翼政治人物却不断抬高靖国神社的政治地位。那里供奉着14名甲级战犯,其中包括东京审判后被处决的东条英机。高市早苗曾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一些日本内阁成员还进行参拜。这些行动使日本政府反省侵略历史的官方表述不断受到质疑。
有人会问,参拜纪念设施为什么能引出这么大的外交争议?因为靖国神社所涉及的甲级战犯,是曾经掌握国家权力、参与发动侵略战争的人。日本右翼把他们纳入国家英雄的叙事,受到侵略的国家看到的便是战争责任被弱化。受害国要求日本尊重东京审判,要求的是对侵略性质和责任归属保持一致的态度。
高市的政治背景又使这层担忧延伸到了军事领域。她长期主张强化日本防卫力量,支持修改战后安全制度,并推动提高自卫队的行动能力。日本政府强调扩军为了应对周边安全环境,但这一解释能否获得邻国信任,取决于日本怎样对待过去的战争,以及今天准备赋予军队多大的行动权限。历史态度会影响各国评估其军事意图的方式。
日本战后长期奉行专守防卫原则,自卫队以保卫本国领土为主要任务。近些年,东京逐步把军事建设重点移向远距离打击、无人作战、跨领域作战,以及与美国军队更紧密的联合运用。过去围绕遭到攻击后怎样防御展开的讨论,如今越来越多地延伸到何种情况下可以攻击对方境内目标。作战能力扩大之后,相关决定会影响日本周边更多国家的安全。
台湾问题尤其容易使这种变化产生现实后果。高市曾在国会谈及,台湾发生涉及武力的紧急事态,可能被认定为日本的“存立危机事态”。这一法律概念与日本能否依据安全保障法制行使集体自卫权有关。日本首相将台海局势与本国动武条件联系起来,已经超出一般外交评论的范围。中方反对日方干涉台湾问题,也由此有了具体的政策对象。
日本最新的军费安排也使这些争议有了更加直观的尺度。日本防卫省公布的2026年度防卫力整备计划相关支出预算达到8.81万亿日元,较上一年度增加约3345亿日元。预算用途包括远程防区外打击、无人装备和防空反导等能力。资金陆续投入之后,导弹、发射平台、侦察系统和弹药储备都会改变自卫队能够执行的任务。
高市政府现在还在准备提前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份重要文件。正在讨论的下一轮五年防卫建设总额可能达到70万亿至80万亿日元,约为现行43万亿日元计划的1.8倍。这个规模仍属拟议,尚未确定。即便如此,东京正在评估的扩军幅度,已足以促使周边国家提前作出安全判断。
花钱增加武器数量是一回事,改变军队可以做什么则更为敏感。远程导弹既可用于阻止外来攻击,也可能在危机中被用于攻击别国目标。是否符合自卫条件、谁来认定危险、与美国共同作战时谁能决定行动升级,这些都直接影响邻国安全。高市政府越希望拓展行动能力,越需要面对地区国家对日本历史和军事政策的连续审视。
东京主张这种调整是为了应对中国、朝鲜和俄罗斯等周边安全挑战,并称有关能力仍受宪法与国内法约束。可一项军事计划究竟会怎样改变地区安全环境,还要看武器射程、部署位置和同盟协同安排。日本为自己增加军事选择,也可能迫使周边国家调整防御部署。这种相互反应,使日本扩军引发警惕。
俄罗斯此次表态之所以强调东京审判,还因为苏联曾是法庭的参与国,也是日本军国主义在战争末期的交战对象。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指出,东京审判确认了侵略者的责任,俄罗斯将继续公布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罪行,并依托有关机构追究责任。对莫斯科来说,这些档案和法律结论能够用于反对日本否定二战结果的政策。
俄方的关切还有很具体的军事背景。此前,美国在日本部署“堤丰”中程导弹系统,引起俄罗斯反对。俄罗斯外交部向日方发出抗议照会,要求撤出该系统,并提醒日本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后来俄方又在与日本外交官交涉中重申这一要求。中程导弹进入日本领土,会改变俄远东地区面对的潜在打击方向,因而很难被莫斯科视为无关紧要的同盟安排。
这使俄罗斯对日本扩军的批评具有两种明确指向。一种是维护东京审判和二战结果所确立的历史与法律立场,另一种是反对美国和日本通过新装备部署增加俄远东的军事压力。北方四岛争议、俄日和平条约长期缺位,又使战后领土安排始终是双边关系中的敏感议题。莫斯科强调二战结果,与这些长期分歧存在现实联系。
中俄两国此前发表的联合声明已经批评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要求日本汲取侵略历史的教训,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部结果。中国担忧日本在台海及东海方向扩展军事活动,俄罗斯关注远东军事部署和战后领土安排。双方各有直接安全利益,在反对为侵略历史翻案、反对日本军事政策向外扩张的问题上形成共同态度。
这种共同态度增加了东京需要应对的外交压力。日本原本可以分别向不同邻国解释自身防卫政策,但东京审判属于多国参与的国际司法活动,关于侵略战争的认定具有跨国公共性。中俄引用这一共同的历史文件,把各自的安全关切放进国际社会早已确认的战争责任框架之中。高市政府很难仅以今天的地区形势变化,要求邻国放下对过去历史的疑虑。
东京审判确认了战争责任,日本今天的军事政策还受到《联合国宪章》、战后和约以及本国宪法、安保法制约束。军费扩张和新装备部署需要接受公开审查,否认侵略性质、威胁使用武力,则会损害战后法律安排所建立的信任基础。中俄提出的警告,因而可以落在具体历史责任、现实武器部署和军事行动边界上。
所以,高市政府现在面对的选择因此相当明确。继续推进远程打击和扩大军事活动范围,日本就要准备接受邻国更严密的安全审视。继续容忍右翼政治人物淡化侵略罪行,日本又会削弱争取地区信任的基础。东京希望邻国相信其扩军仅用于防御,首先得让那些曾经遭受侵略的国家相信,日本政府会遵守已经确认的战争责任与和平承诺。
中方重提日本罪行,俄方要求停止加速再军事化,二者共同指向了同一个现实后果。日本军事力量增长越快,历史认识上的反复越难被周边国家忽略。东京审判早已结束,判决所确立的侵略责任却没有随着日本经济崛起和自卫队发展而消失。高市可以调整日本的防卫政策,却无法绕开战后日本重新获得国际信任所依赖的历史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