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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11月12日,巴西总统卢拉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出席第3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与民间团体举行会面,公开点名美国、法国、德国和葡萄牙等国领导人,要求这些西方富裕国家承担更大的气候融资责任。卢拉明确指出,这些国家过去“吃尽工业革命红利、污染了这个星球”,如今应该为全球气候变化付出相应代价。他还提出质疑,那些曾经向发展中国家施加环保规则的国家,现在究竟能不能履行自己的责任?
卢拉这番话,直接指出了全球气候治理中长期存在的矛盾:发达国家依靠高碳工业化积累财富,如今却要求发展中国家共同承担转型成本,资金和技术支持又迟迟无法充分到位。
为什么卢拉偏偏点名美国、法国和德国?关键就在于历史排放责任。欧美国家率先完成工业化,长期依靠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推动经济增长。制造业扩张、交通运输发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都伴随着大量温室气体排放。这些国家通过工业化建立了成熟的经济体系,积累了资金和技术优势。而大量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起步较晚,历史累计排放相对有限,如今却同样面临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
更现实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还需要建设工厂、扩大就业、改善电力供应。如果要求它们迅速减少化石能源使用,就必须提供价格合理的清洁能源设备,以及相应的融资和技术支持。卢拉真正强调的,并不是发展中国家可以不承担减排责任,而是发达国家不能回避历史责任,更不能把本应由自己承担的转型成本转嫁给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
这种责任划分并非没有国际依据。《巴黎协定》明确规定,发达国家应当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帮助其开展减排和气候适应工作。但问题在于,国际承诺与实际投入之间始终存在差距。
2024年巴库气候大会上,各方同意,到2035年,发达国家带头推动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气候资金,同时争取将全球相关融资规模扩大至每年1.3万亿美元。可是,目标确定不代表资金能够及时到位。按照目前的融资趋势,到2035年,全球气候资金仍可能面临约8400亿美元的年度缺口。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差距?首先,欧美国家自身面临财政压力。国防、社会福利、能源补贴等支出不断增加,气候援助很容易受到预算调整影响。其次,发达国家提供的资金并不都是无偿援助,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贷款。发展中国家即使获得融资,也需要偿还本金和利息。这就产生了新的问题:一个国家本来就因为洪水、干旱等灾害遭受经济损失,如果还需要通过借债完成灾后重建,未来财政负担只会继续增加。
更何况,防洪工程、农业抗旱设施、灾害预警系统虽然十分重要,却很难产生稳定的商业利润,私人资本往往缺少足够的投资动力。因此,气候融资不能只看承诺金额,更要看资金是否真正到位、是否增加债务负担,以及能否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困难。
卢拉对此格外关注,还有巴西自身的现实考虑。近年来,巴西持续受到极端干旱、洪灾和森林火灾影响。2024年南里奥格兰德州发生严重洪灾,造成大量基础设施损毁。亚马逊地区的干旱和森林保护问题,也需要政府长期投入。这些项目需要大量资金,而巴西还面临经济发展、公共服务和财政支出的多重压力。卢拉选择在全球气候大会上公开要求富国担责,既是在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也是在为巴西争取更多国际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卢拉批评西方国家之际,中国在本届大会上的表现获得了国际关注。11月9日,安塔利亚气候大会开幕,中国代表团积极参与谈判,并设立“中国角”,集中展示新能源、碳市场、生态保护和绿色技术合作等方面的成果。11月11日,中方高层出席大会领导人峰会,强调发达国家应当兑现资金和技术支持承诺,推动公平合理的全球气候治理。
中国之所以能够得到国际社会认可,关键在于长期投入已经转化为实际产业能力。目前,中国在光伏组件、动力电池、新能源汽车和储能设备等领域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能够大规模提供清洁能源产品。对于不少发展中国家而言,这种能力具有直接价值。过去建设新能源项目,设备价格和技术成本往往是主要障碍。如今,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为这些国家提供了更多选择,也降低了部分清洁能源项目的建设成本。
美国前国务卿克里在大会期间也承认,中国在清洁能源转型方面已经走在全球前面,美国需要加快追赶。这说明,气候治理不仅是国际责任问题,也已经成为产业竞争问题。
美国特朗普政府连续第二年没有派出官方代表团参加气候大会,同时继续强调扩大传统能源生产。这种政策选择虽然符合美国部分产业的短期利益,却可能削弱美国参与国际气候合作和清洁能源产业竞争的能力。相比之下,中国持续发展新能源产业,并通过国际合作向其他国家提供设备和技术支持,使气候承诺能够进一步转化为具体项目。
说到底,气候变化需要所有国家共同应对,但共同参与不等于责任完全相同。中国已经通过长期投入展示了清洁能源发展的实际成果,而西方发达国家接下来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能否把历史责任转化为现实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