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4日，凌晨三点，北京大学的红楼还亮着灯。
一层的大教室里，二十多个学生趴在长桌上，面前堆着一摞白竹布。有人拿着毛笔，一笔一画往布上写字，字还没干，就有人接过去缠到木杆上，做成一面小旗子。
旗子上写着六个字：还我青岛，誓死力争。
做旗的学生里有学书法的，有学画画的。头一天晚上，北大的学生代表们商量好了：明天，要上街。
没有谁要求他们这么做。第二天有课，有考试，有要背的功课。但这一夜，几乎没有人回去睡觉。
天蒙蒙亮的时候，三千多面旗子做好了。

罗家伦站在一张长桌边，伏案写一份宣言。他是北大学生，二十二岁。同学跑过来催他：今天的运动不能没有宣言，八校同学推北大起稿，你来执笔。
他没推辞。纸上的话很快写完了，末尾是两行字：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这份用白话文写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当天印了两万份。它是五四那天唯一的一份传单。
下午一点，天安门广场，十三所大中专学校的三千多名学生到齐了。

队伍里没有几个名人。走在最前面的，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他们到得最早。更多的学生从各个学校赶来，手里攥着自己的旗子，有的旗面上还画着山东的地图。
队伍出发了。旗子太多，走得又急，远远望去，像一条白布的长河。
沿路的市民围过来看。学生们一边走，一边把手里的传单递出去。传单是白纸油印的，纸很薄，油墨的味道很冲。有的市民接了，低头看；有的不识字，就拉着学生问：上面写的什么？
学生就停下来，一字一句念给他听：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山东亡，是中国亡矣。

队伍走到东交民巷西口，被拦住了。
东交民巷是使馆区，巡捕端着枪，铁丝网横在路口。学生们要进去，向各国公使递交请愿书，讨一个公理。巡捕不放行。交涉了很久，没有结果。
人群在巷口站了一会儿，有人喊了一句：去赵家楼！
赵家楼胡同，住着曹汝霖。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山东的权益眼看要被让给日本。学生们认定，曹汝霖就是签下卖国条约的罪人之一。
队伍转头向东，穿过一条条胡同，直奔赵家楼。
赵家楼曹宅大门紧闭，门前站着一排军警。

学生们在门外喊话，门不开。有人开始砸窗户，玻璃碎了一地。高师学生匡互生，少年时练过武功，纵身跃上窗台，一拳击碎窗玻璃，跳进院里，从里面把大门打开了。
人群涌了进去。
曹汝霖已经翻墙跑了。宅子里有一个没跑掉的，是章宗祥，学生们认出他来，围上去打。有人从院子里找出火种，点着了宅子里的帐幔。
火起来的时候，大部分学生已经撤离了。
赵家楼胡同口，军警开始抓人。


许德珩是北大的学生，当天也在队伍里。他后来回忆说，起火之后，大批学生早已撤离，剩下他们少数想维持秩序、整队而行的人，被军警逮捕了。
被抓的共有三十二个人，北大学生十九个。
警察把他们的手绑起来，推上警车，押往京师警察厅。
你可能会问：被捕的时候，这些学生在想什么？
许德珩没有在回忆里写自己怕不怕。他写的是另一件事——被押走之前，他看见身边的同学，手里还攥着没发完的传单。
到了警察厅，三十二个人被关在一起。没有审讯，没有审判，就是关着。第二天，全城的学生都知道了这件事。
5月5日，北京各校学生宣布总罢课，成立学生联合会，通电全国。
消息传出北京，各地学生纷纷响应。天津、上海、济南、武汉……一封封声援的电报，雪片一样飞向北京。
关在警察厅里的三十二个学生，没有一个被起诉。5月7日，在各界的压力下，北洋政府放人。
学生们走出警察厅大门的时候，门口站满了来接他们的同学。
但事情没有结束。
队伍里有一个北大的广东籍学生，叫郭钦光。游行那天，他跟着队伍从天安门走到赵家楼，一路没有落后。他本来就有病，几天里又是熬夜、又是奔走，旧病复发，5月7日，也就是被捕学生获释的同一天，他在医院去世了，年仅二十四岁。
消息传开，北京学生为他举行了追悼会。他是五四运动中，为这场运动倒下的人之一。
再说被捕的学生们。5月7日获释那天，他们被押了三天，没有人认罪，没有人低头。走出警察厅的时候，门口全是来接他们的同学和市民。
北大校长蔡元培，因为学生被捕一事，愤而递交辞呈，离京出走。消息传开，全校震动，学生们发起挽留校长运动，北京各校也纷纷响应。直到几个月后，蔡元培才重新回到北大。
为了几个被抓的学生，校长辞职不干了。这在一个政府眼里，大概是不可思议的事。
6月3日，北京的学生再次上街演讲，这次被捕的学生更多，监狱都关不下了。消息传到上海，6月4日，上海工人开始罢工；6月5日，商店罢市，整个城市停下来了。随后，罢工罢市的风潮蔓延到全国各地。
从北京到上海，从学生到工人到商人，一个国家的年轻人、中年人、普通人，都站了起来。
回头看那天，你会记住什么？
记住罗家伦那两行字的人多：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记住三千面白旗的人多：还我青岛，誓死力争。
但我想请你记住另外一些人。
那个凌晨三点趴在长桌上描字的书法社学生，他第二天还有课，但他没去。
那个在胡同口停下来，给不识字的老太太念传单的学生，他念到"山东亡，是中国亡矣"的时候，声音是抖的。
那个被捕时手里还攥着传单、被推上警车的学生，他后来可能什么大事都没做成，只是个普通的教书先生，但那天，他站在了队伍里。
历史书上写五四运动，写的是大人物、大事件、大转折。
可那天真正走上街头的，是三千多个这样的普通人。
他们不知道这一走，会走出一个新时代。他们只知道，国要亡了，得有人站出来。
后来的人们给这一天取了个名字，叫五四运动。而站在这一天最前面的，是一群当时被认为"只会读书、不识时务"的青年学生。
今天，一百多年过去了。
你问我今天的年轻人还会不会为了一张传单停下来？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百年前那个凌晨，做旗子的学生们，也问过自己同样的问题。
他们给出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