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白起，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战神”二字。他一生征战，伊阙之战扫平韩魏精锐，鄢郢之战逼得楚国迁都，华阳之战重创赵魏齐，长平之战更是让赵国元气尽失，为秦国一统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可比起辉煌的军功，他与秦昭襄王、范雎的复杂纠葛，以及最终悲剧性的结局，更让人唏嘘——从魏冉被罢相的那一刻起，白起的困局，就已无解。

在魏冉担任丞相时，秦国是“将相和”的理想局面。作为决策者的魏冉，与执行者白起深度配合，司马光曾评价“秦益强大者，穰侯之功也”，这其中离不开魏冉对白起的信任与支持。正是有了这份后盾，白起才能毫无干扰地专注于战场，抓住每一个战机，将秦国的利益最大化。就像赵国因廉颇与蔺相如的合作，得以守住胡服骑射的成果一样，“将相同心”是国家强盛的关键。

但魏冉被罢相后，一切都变了。白起在朝堂上成了“孤军”，而长平之战后的局势，更是将他推向了困局的核心。长平之战，秦军大胜，赵军四十五万精锐覆灭。白起本想趁胜追击，分三路大军直取赵国都城邯郸，一举灭赵。可赵国早已洞悉秦国朝堂的矛盾，派苏代带着厚礼游说范雎。苏代直击要害：“赵亡则秦王王矣，武安君功盖周召吕望，必为三公，君能为之下乎？”

范雎为保自己的相位，立刻向秦昭襄王进言，以“秦兵已劳”为由，建议接受赵韩割地求和。秦昭襄王看似同意了范雎的提议，实则另有考量——他深知白起曾是魏冉的人，若白起再立下灭赵大功，自己恐难驾驭。就这样，秦军在即将灭赵的关键时刻撤兵，白起得知真相后，与范雎彻底反目，将相关系破裂。

不久后，范雎为挽回影响，再次推动灭赵计划，秦昭襄王却刻意绕过白起，派五大夫王陵出征。他既不想白起再添军功，也认为长平惨败后的赵国不堪一击。可事实远超预期，王陵在前线屡战屡败，伤亡达四千人。无奈之下，秦昭襄王只能请白起出山，却遭到了白起的拒绝。

白起的拒绝，并非赌气，而是基于精准的军事判断。一方面，秦国经长平之战已元气大伤，无力支撑长期的灭赵之战；另一方面，长平之战时，秦昭襄王靠外交手段麻痹了列国，可如今赵国面临灭国危机，诸侯必然会“唇亡齿寒”，出兵相救。在白起看来，打仗要“见利速进，不利速退”，邯郸之战已无胜算，他从不打没有把握的仗。

果不其然，后来楚国春申君率军救赵，魏国信陵君窃取兵符领兵相助，楚魏赵联军里应外合，秦军大败。而白起的拒绝，在秦昭襄王和范雎眼中，却成了“抗命”。秦军前线失利的消息不断传来，秦昭襄王怒火中烧，将白起降为士卒，迁往阴密。途中，又以“白起之迁，意尚怏怏，有不足之言，恐其为乱”为由，赐死了白起。

白起的悲剧，根源在于他始终没能摆脱“楚系”的标签，也在于秦国朝堂的文武之争与王权的猜忌。他是天生的战神，却不懂朝堂的权谋博弈；秦昭襄王有雄才大略，却无法放下对功臣的戒备；范雎有治国之才，却因私心破坏了将相平衡。当“将相和”的局面被打破，白起的困局便成了死局。

白起死后，秦国的开拓战略逐渐走下坡路。正如吴起所言：“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秦昭襄王早年的功业，靠的是魏冉与白起的同心协力；而失去了这份合力，秦国虽仍强，却再也难有此前的凌厉攻势。这位战神的落幕，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秦国朝堂权力博弈的必然结果。